午九点钟，我坐十五路公交车，到“同泰街”警备区司令部报到。办公室黄主任热情地接待我，他比父亲大五岁，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他和蔼可亲对我问长问短，竟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保密室。保密室除了常助理和两个女保密员，还有一师和二师帮助工作的两个保密员。他们可不是“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其中之一，是原警备区司令员兼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他个子不高，军装袖子下的油渍，闪出金属般的光亮。他经常早来晚走，对于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奚落习以为常，一笑满脸皱纹尽在不言之中，一副落难公子形象。八年前在驻军医院砌大墙，我怎能想到，和坐在浅蓝色轿车里的年轻军官平起平坐。他父亲是老红军，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亲手杀死了三个日本鬼子。他身经百战，除了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还是市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几年前《人民日报》载，他因为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大搞“渤海饭店”“警备区俱乐部”“碧流河引水工程”等楼堂馆所计划外建筑，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报纸、电台天天批判“南霸天”。一年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撤消该同志处分的报告，彻底平反。
帮忙的战士只有两个人，除了我，还有来自警备区通信部大和尚山散射站一个女兵，是我自小就崇拜的作家高玉宝的女儿。小高不愧名人之后，随和稳重落落大方，涉猎知识广泛，对哲学心理学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正自学英语。
保密室废弃的文件，都由我俩用大纸箱装了，抬到墙根下炉子里焚烧。休息时，我们去打乒乓球。她知道我在搞文学创作，劝我学习英语。我说我对英语不感兴趣，想写小说。她父亲是警备区俱乐部主任，正在写长篇小说《我是一个兵》。我老家小西山离她父亲老家很近，我在中学时去演过《沙家浜》。当年我被父亲骂跑，在山上打了一夜苞米茬子被几条狼围堵，回来后写了《天亮鸡叫》。
所有人的家都在大连，只我一个人住招待所。常助理给白山路招待所打电话，把我安排在东楼大套间里，十几张床位。他仍不看我一眼，让我到机关食堂买饭票吃饭，明天正式上班。他不停地抽动鼻子，如果在高三连，肯定荣膺年度“三大毛病”病首。警备区的工作也接近尾声，我的字写的好，专门填写目录。
和要塞区相比，这里的办公室更大文件更多要求也更高。谁哪怕写错一个字盖错一个章，常助理的鼻子都和通了电一样抽动。三个保密员临时抽调上来，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事就来没事就走。两个女保密员一个有孕在身，摘去了领章帽徽，一个临产。小高今年复员，很快要回连队。关于提干当保密员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我每天从早到晚填写目录，除了上厕所，其余时间一动不动。
于桂河打球扭伤了左手腕，由何宾陪同到二一零医院照相。我的同年兵只留下四个，幸亏我到到警备区保密室帮忙，否则，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复员。
晚上，我们一起到警备区俱乐部看电影《三个失踪的人》。如果“失踪”四个人，其中那个人肯定就是我。九点钟散场，我把他们送上十五路汽车。
招待所房间大、床位多，客人你来我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比砖厂的大通铺，这里堪称天堂。“在家靠娘出门靠墙”，我的床靠西墙。西墙也是人生大讨论的留言板，不同颜色不同字体，记录着不同旅客不同的境遇和感想。
钢笔字：
朋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死而无冤”下面写道：我现在正是风华正茂，然而我的路却是这样崎岖坎坷，今天，我将怎样看自己的路呢？我已无法回答，我总感觉人生之路对于我们贫农人家这样狭窄，社会是这样的不公平。我中（忠）心希望有志成才的青年们，发奋向上，努力学习，为广大劳动人民争气撑腰，坚决痛疾（击）那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县官老爷们……《惜别》下面是红油笔字：同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面对现实的确在金光闪闪的招牌下，有一群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害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