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客磐石般的巨臀挤占，我只能贴墙侧躺，那面墙和我的心脏一起跳动。她们一坐到后半夜，听一个老牌访客授课。
那“老牌”净出歪牌、坏牌、臭牌、废牌、盲牌，不是搞“车轮战术”，就是和领导一起上下班，最好在办公室里就地便溺，不怕领导和稀泥不处理。
“老牌”几年之前开始上访，自己也没出过一次好牌，屡访屡败。不知道两位巨臀是否受益匪浅上访成功，只把我折磨成了一滩稀泥。那天谢天谢地，服务员终于把我调到四个人房间里。晚上刚想睡个安稳觉，住进三个上访老头。
他们求我，撰写被错误处理甚至打成反革命的经过。其中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干部，曾任某后勤部政委，要求调回大连。他们年龄比父亲大比爷爷小，战功累累也伤痕累累，都称我小兄弟。他们一边陈述一边豪壮地喝酒，我一边记录一边百倍警惕，举起另一只手，拼命抵挡他们追肥般送进我嘴里粪块一样的臭豆腐。不知道哪个朝代什么人，把好好的豆腐块沤成比大粪还臭的东西，还让这些人抽鸦片一样地吃上瘾。一个老头告诉我：“这东西出在清朝……”找顿时知道了清朝为什么是清朝。终于把三个老头熬走，又住进某军区一个来上访曾处长。
东楼就这点好，面对太阳升起的东方，无遮无挡能看到希望。当天晚上，直到曾处长把东方说出鱼肚白，我才听明白，他不姓曾，而是“曾经”的某部门处长。他一九四六年入伍，因为没服从调动，被开除党籍。我张飞般睁大眼睛、溺婴般狠心地扼死鼾声，假装始终洗耳恭听。处长一口尖锐的南方口音锋芒毕露，就像掉进陷阱里一头愤怒的豪猪。一直到晨曦从东窗透进来，我仍无睡意。
“豪猪”早收回一身芒刺，在“陷阱”里鼾声如雷。
再这样下去不等帮完忙，我就得发疯发狂被活活地折磨死。
黄主任亲自出面好大面子，把我调到北楼。北楼住家属，有临时来队的有常住的，孩子哭老婆叫，锅碗瓢盆叮当响。走廊里并排放着几十个做饭的煤油炉子，就像几十年前大炼钢铁，一天到晚油烟笼罩，呛的耗子蒙头转向楼上楼下傻跑。墙上，烛油般地流淌着油滴。隔壁的妈妈，天天在走廊里逼问孩子：“你还拉不拉了？你还拉不拉了？”我患了强迫症，每当吃饭耳边就萦绕“你还拉不拉了”的逼问。常助理难得过问伙食情况，我所问非所答：“你还拉不拉了……”
刚消停，房间里住进一位盲人老谭，他的老婆带孩子住在隔壁房间。
他在某部当战士时，训练时伤了眼睛，复员后失明，生活困难来找部队。他一遍遍重复：“都说花好看，花是什么样子？都说楼高，高到什么程度？”他分不清白天黑夜，心情烦躁就抡起棍子乱打，经常在半夜三更把我打跑，锁到门外。
我找服务员商量换房间，服务员只好让老谭老婆带孩子和我同住。老谭倒是不打人了，心一闷就干那事，不顾房间里面有外人，和老婆滚到一块儿。
我更呆不下去了，只好溜房檐打游击，哪个房间里面有空床就去做填房。
那天实在没有空床，服务员把我塞进几个告状的中年女人房间里。别说裸睡，我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裳，躺在床上大气不敢喘。几个女人都当过兵，知道招待所和我都有难处，并没觉得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什么不妥，把我当成小兄弟关照。她们烟瘾太大，再住下去非被活活呛死不可。一天晚上，一个女人上完厕所回来上错了床，钻进我的被窝。我没醒她也没离开，我在她温暖的怀抱里睡到天亮。
一个年青小伙子和几个中年女人同居一室，毕竟不是回事儿。果然来事了，几个女人不知道想丈夫还是想孩子，排了顺序，轮流搂着我睡觉。
幸亏老谭的老婆带孩子回家了，我赶紧回来和他同住。头半宿我不但睡了个好觉还做了个好梦，脱光衣服和一群姑娘下海裸泳。我的鼾声激怒了老谭，他愤怒地悄悄摸下床。他炮兵出身，朝着鼾声准确确定方位，举起盲棍狠狠地砸了下来！铁疙瘩棍头打破了枕头，再稍微一偏，我将魂归小西山梦回南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