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风浪，对它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满满的感激和感恩。它每趟航班两头不见太阳，往返于大连与海洋岛之间，任劳任怨尽职尽责。风再大涌再高浪再猛，它决不倾覆，像一块会航行的陆地一样坚实可靠。逢年过节满员超载，它从来不扔下一个。它没有邮轮那般雍容与豪华，也没有舰艇的威武和速度，更没有万吨巨轮的伟岸和气势。每当它千辛万苦地返回大连港，都因排不上泊位而孤零零地停在远处等候，受尽了埋怨和羞辱。它忍受狂风恶浪的鞭挞和侵蚀，默默无闻如牛负重。它十几年如一日搭载军民们上岛下岛，堪称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
下船后，我们回到“210医院”，仍住在赵明宿舍里。第二天上午我们去警备区，向尹干事汇报采访情况。他说：“你们别着急汇报。上级下发紧急通知，全军干部无限期冻结，‘一刀切’，并且再次强调，不准从战士中直接提拔干部。你们参加新闻培训班已打印命令的十个骨干，被全部取消了提干资格。”
我顿时蒙了，仿佛被大浪抽进海里。赵明忍不住流泪，我欲哭无泪。
几年来坎坷曲折含辛茹苦，还是付诸东流一枕黄粱。
我们刚要告辞离开，尹干事又接到一个电话，喊我们等一下。
他放下电话吞吞吐吐，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异样。在大连搞副业，曹家驹对我说“你爹病重等着见你一面”，就是这种表情。军区在总政文件下达之前半个小时打印命令，我们仅被“一刀切”的锋刃削掉了一绺头发。只是在十个提干名额中又减掉一个，这一个非我莫属。赵明提干，我仍没闯过最后的关口。
我一下生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军旅生涯更是不堪回首，尝遍酸甜苦辣。我又想起了“父故速归”那封电报，但是，提干命令上绝不会打错名字。
此时最好给我注射一支麻醉剂再送到船上，睁开眼睛就是广鹿岛。万幸的是，我没写信告诉父亲“已经提干”，否则对他来说，不啻灭顶之灾。
告别了尹干事，梁干事回自己部队，赵明回家安排请客庆贺。
我没住部队招待所，住在渤海饭店，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走到码头。我一没回忆当年被码头派出所当成小偷被抓的情景，二没想回岛怎么办。反正天不能塌地不能陷，该死该活屌朝上。不提干我也得活下去，小西山也不是人间地狱。
上船的人很多，足有几百人排队买票。我站在长蛇般的队伍里，位置在最容易加塞的“七寸”上。“排头兵”是个背着小红包的瘦小老太太，抱着一床被子，在水泥台上冻了一夜。为防止加塞，两个高大的执勤人员一边一个把持住小老太太，引领长长的队伍，沿着曲里拐弯的黄色虚线，不断变换着长蛇阵队形。
售票窗口打开，开始售票，长蛇阵变成点燃的火药捻，在售票窗口处一点点消融。我买到最后一张三等舱船票，恰巧是昨天返回时乘坐的那张铺位。
我经历了太多的巧合，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剪票上船进舱，我头枕瘪瘪的空提包躺在铺位上，顷刻间入睡。“老牛船”什么时候离开大连港，海面有无风浪我一概不知，仿佛真被注射了麻醉剂。当我被“哗啦啦”的放锚声惊醒，“老牛船”已经停泊在广鹿岛柳条湾。人们扶老携幼，提着大包小裹挤满船舷。
和去海洋岛相比，这几个小时的航程如同打个盹，闭眼睁眼就到了。
出了舱口我低着头，下了小驳船登上码头我仍低着头，谁都不看只看自己的脚面，跟着前面的人走。所剩无几的老兵全部复员，我已经见不到熟人。
我肚子瘪瘪的，提着瘪瘪的空提包，像大、小两个布口袋向前飘移。刚出码头管理所栅栏口，后面有人一把将我拽住，是仇科长和伍干事。我急忙转身敬礼，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伍干事说：“你回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尹干事说你已经上岛了。”看我一脸茫然，仇科长笑着说：“看样子你还不知道，你提干的事定下来了，回守备区就宣读命令。你已经是部队干部了，彻底放心吧。”
我的提干命令，半个小时之前到广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