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详细问遍，我一一进行回答。
职业？军人。级别？副连。民族？汉。性别？男。
她出其不意地问：“你父亲干什么工作？”我镇定地说：“我父亲是农民。”
她嘴角露出一丝嘲笑：“农民都是万元户。”我理直气壮：“没有农民在地里生产粮食，你饿着肚子能谈得动对象吗？”她语气缓和：“你什么时候能调到警备区？”
我的心被刺疼：“你得有耐心，等我变成黑猩猩的那一天。”
她不生气也不反驳，话题一转，开始深刻揭批、泣血控诉上一个对象，据说也是高干子弟。我说：“他把你伤害得不浅哪，你想让我替你报仇？”
她又恢复轻蔑，高傲地说：“你们部队和农村的那些事瞒不过我，部队的政工干部叫参谋，军事干部叫干事；农村的地瓜分两种，湿地瓜长在地里，得浇水；干地瓜种在房顶上，必须让太阳暴晒，结出地瓜干子才能吃。”
她见我笑了，说：“我说的不对吗？我是见过世面的人。”我说：“我没见过世面但是见过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她尖刻地说：“你该吃安眠药了。”我以牙还牙，说：“你也该吃点什么了。”她爽快地说：“你没看好我没关系，要不，晚上还在这里见面？”我说：“你等着吧。”她主动和我握手告别，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机会，我带你去见见我爸。”我说：“祝你爸爸身体健康，再见。”
我坐无轨电车去“辽师大”，看望中学同班女同学王娇兰，曾经在样板戏《沙家浜》中扮演沙奶奶。过完春节我们在永宁见过一面，我归队她送人。
我们刚留下地址没等说话，车门关了。她家境贫困父母有病，兄弟姐妹一大群她是老大，是羊群中的领头羊。她中途辍学，班主任胡老师多次家访，动员她上学，并资助学费。仿佛为了报恩，她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几经周折考上了老师毕业的大学。我去的时候，学校正在大兴土木，阶梯教室里面人迹寥寥。
几个面带菜色的男女同学，正在悉心苦读。十几年前传说“辽师”学生下乡，见人就拖进庄稼地，掏出针管子抽血注射进自己体内，在永宁地区谈虎色变。
一位热情的女同学把我领进阅览室，王同学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她被叫醒后一看是我，恍惚若梦，既高兴又激动。她只比我大一岁，如果重排“沙家浜”，就得扮演“沙老太奶”了。同学们都叫她“王大姐”，她一一慈祥地答应。
她带我回宿舍的路上，同学们们都心照不宣地看着我俩。女生宿舍面潮湿阴暗，王同学如同正午的阳光。十二个女学生蜗居一室，天棚上垂挂着衣物和条条缕缕的神秘物件。一个海军军官正坐在窗前，和一个女大学生亲密谈话，看样子已经搞到手了。我俩唠了一阵闲话，谈了各自毕业之后的情况。
王同学问：“你这几天都有什么活动？”我说：“咱们这个年龄，都得抓紧了。”她说：“你中午在这儿吃饭吧。”我说：“春节那次我们没说几句话，来看看你。”在车站，她刚问“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和在永宁一样，车门关了。农村姑娘出人头地，更要付出代价。她已经二十九岁，个人问题比我还成“问题”。
在马路上，偶遇高三连战友刘忠贵。他说：“我大姐认识一个姑娘，二十六岁，大公司技术员，容貌端庄大学在读，非军人不嫁，晚上你们见个面吧。”
刘忠贵是大连籍知青，在永宁公社插队，和我同年兵，算半个老乡。他的擒拿术在寺儿沟一带有名气，教过我“大倒袋”“小倒袋”等招数。不怕一根棍，就怕一条蛇。手是两扇门，全靠脚打人。他算是我的师傅，说话得听。我去过他家喝过几次酒，还留过宿。那天，他带我和另一位战友喝完酒，到他家附近的“春和电影院”看电影，叫《雁鸣湖畔》。电影已经上映，我说等下一场。
他低着头背着手，旁若无人地往里走。主任迎上来，必恭必敬地问：“三哥和战友们好，请到前面坐。”他仍倒背手，头不抬眼不睁旁若无人。主任殷勤地把我们领到前排，悄声说：“三哥带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