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八年，一直梦想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小说。我在坑道施工间隙，在信号弹频闪的哨所，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了若干篇小说。为了写这篇《小岛上来的鲁滨孙》，我走火入魔，脑袋遭了不少罪。我在海里一边游泳一边构思，顺耳眼进水脑袋被灌过。我在饲养棚里面写稿子，脑袋被驴踢过。我站岗一边往外走一边斟酌题目，脑袋还被门夹过。我到柳条寄稿子，脑袋还被傻子摸过。
我把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也赖上了“海岛交通不便”。为了邮路畅通，大连港客运公司在交通船设立了邮箱。我的那篇旧新闻派上了新用场：海岛“老便秘”用上“开塞露”。我率先用上了“开塞露”，通过便捷邮路，把小说寄到《解放军文艺》。我形容自己，“往《解放军文艺》寄稿子，虔诚得如同割破血管放血。收到编辑的退稿签，只是廉价的创可贴”。哗众取宠也好，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是酸的也行，故弄玄虚过份夸张也罢，我仍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半个汉字。除了一厢情愿，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我在这上面有发表小说的可能。
自从《解放军文艺》创刊开始，全军想发表小说的业余作者、专职创作员成千上万，失败者岂止我一个？据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每日来稿太多，编辑根本看不过来，没工夫拆开，这边用小车直接往里推，那边直接往外送，如同殡葬一条龙服务。编辑事先约稿也不是都能发表，这一期排到下一期，下一期排到年底，今年排到明年，排来排去就排黄了。也有业余作者的稿子被采用，偶然性如同宫女被太监翻牌。再一想，马克·吐温最初投稿也是屡投不中，邮路像一条环形的线，挂着一篇篇退稿从东海岸转一圈再到西海岸，回到原点为止。
我的邮路是放长线下串钩，交通船怎么把线拖到大连，再怎么拖回来，即使割肉做诱饵，一条鱼都没上过钩。我千辛万苦破格提干，直到确定转业，仍没被“太监翻牌”，没在《解放军文艺》上面发表处女作，直至被熬成一个无人问津的“老处女”，让我死不瞑目。有人趁火打劫，为刘萤开出这样那样的条件，表明不在意她已经登记结婚。虽然都被刘萤顶回去，但是，我仍感到了威胁。
为避免陪了夫人折了兵，我征得刘萤同意，决定马上举行婚礼。刘英雄赖在家里不走，眼看到了“五一”，仍没借到房子。我的档案没移交到地方，关系没落到报社，仍没有资格排房子。我心急如火，天天去军转办查档案。管理档案的老头查看登记表，问：“你年龄不小，职务不算高。”我话一出口覆水难收：“我犯过错误。”他刨根问底，悄声问：“哪方面？”我又将错就错，悄悄地告诉他：“作风问题。”他把嘴凑到我耳边问：“什么程度？”我继续顺嘴胡说：“都有了孩子。”他瞪了我一眼：“部队没处理你个逼养的复员，偷着乐吧。”
我虽然迈出了部队的门槛，仍是报刊门市里面的常客。自从被确定转业之后，我只买地方杂志，对解放军文艺杂志看都不看，仿佛每个汉字都是一粒燃烧的火炭，能掉到身上。我虽然不看，仍买了这一期的《解放军文艺》。
入伍八年，我攒了八年的《解放军文艺》，一期不拉，留作纪念和收藏。放在小屋里的九十多本《解放军文艺》，仍被我视为至宝。回去之后，老头儿见我拿了一本杂志，鼻子不鼻子脸不脸地说：“人都没地方住，这些破书烂本子还占地方，要是没有用，赶紧卖给收破烂的。”我随意抽出一本解放军文艺，就像小时候在生产队苞米秸子垛抽苞米秸子，看里面发表什么东西，再全部卖掉。
这一期《解放军文艺》的封面要目，是权延赤的中篇小说《失足未成千古恨》，唐栋和许军的短篇小说《黄昏的回忆》、《流向邻国的河》。翻开封面，扉页是《编者的话》：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也包括举办了一期笔会，我们终于把这期小说专号奉献到大家面前了。这是一本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会（荟）萃集。唐栋、简嘉、方南江，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得者；至于写过《熊员外和焦老旦》而受过老作家孙犁同志称赞的李志君，因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