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座谈会的肯定，如同在记忆馆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漾开的涟漪超出了苏晚的预期。几天后，市文化局的官方网站和内部通讯上，刊登了关于座谈会的综述报道，其中对记忆馆的探索实践给予了篇幅不短的正面评价。紧接着，两家本地主流媒体的文化版记者主动联系，要求进行深度专访。
这些来自官方和主流媒体的认可，带来的不仅是声誉的提升，还有一些更实际的东西。之前几个因为预算或流程问题而搁置的合作洽谈，对方重新找上门来，态度积极了许多。甚至有一家一直态度暧昧的基金会，也主动表达了资助记忆馆下一个主题特展的意向。
苏晚保持着清醒。她知道，这些便利和机会，是项目本身价值被认可的结果，但也与那次高规格的露面不无关系。她谨慎地评估着每一个找上门的合作，坚持项目的核心方向和调性，不盲目扩张，也不轻易被资源绑架。
与此同时，傅瑾舟那边的海外投资僵局也终于打破。经过数轮艰难的拉锯和策略调整，对方最终接受了傅氏提出的修改方案，协议得以继续推进。虽然过程波折，耗费了大量心力，但结果总算尘埃落定。
危机解除，傅瑾舟肩头的压力骤减，整个人看起来松弛了不少。他恢复了正常的下班时间，甚至比之前更早一些。
这天晚上，两人难得都在家吃晚饭。餐桌上，气氛比前段时日轻松许多。
“听说最近找记忆馆合作的人很多？”傅瑾舟夹了一筷子菜，状似随意地问道。
“嗯，比之前多了不少。”苏晚点点头，“正在筛选，有些确实不错，能弥补我们自身资源的不足。有些就需要再考虑，怕影响场馆的整体定位。”
“把握好度就行。”傅瑾舟语气平淡，“资源是工具，别被工具牵着鼻子走。”
他的话总是能切中要害。苏晚深以为然：“明白。”
她想起一件事，说道：“对了，之前跟我们合作征集故事的傅氏基金会那边，他们的研究员提议，可以联合做一个关于‘城市变迁中的个体记忆’的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一些高校学者和民间记录者参与。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能提升项目的学术深度，也符合我们活化记忆的初衷。”
傅瑾舟闻言，放下筷子，看了她一眼：“需要集团出面协调场地或者资源吗？”
“暂时不用。”苏晚摇摇头，“基金会那边可以解决大部分。如果需要，我再跟你说。”她现在更倾向于先依靠项目自身和合作伙伴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将傅氏的资源作为最后的、而非首选的依靠。
傅瑾舟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继续吃饭。他对她这种逐渐形成的、清晰的边界感似乎并无不满，反而有些乐见其成。
饭后，傅瑾舟没有立刻去书房，而是坐在客厅沙发上，拿起一本苏晚之前放在那里的、关于北欧建筑的书翻看着。苏晚则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用平板电脑查看专访记者发来的初步采访提纲。
记者的问题很专业，也很有深度，涉及记忆馆的运营模式、技术应用的得失、未来规划，甚至问到了作为年轻女性管理者，在平衡文化理想与商业现实方面的体会。
苏晚一边思考着如何回答，一边下意识地用指尖轻轻敲着平板边缘。这个问题让她有些触动。记忆馆走到今天，早已超出了她最初那个简单的“保存记忆”的构想，融入了太多关于运营、管理、合作、甚至公共关系的复杂考量。这其中有成就感，也有不得已的妥协和巨大的压力。
傅瑾舟似乎察觉到了她细微的情绪波动，从书页上抬起头：“采访有问题？”
苏晚把平板递过去，指了指那个关于平衡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够坦诚，又不显得矫情。”
傅瑾舟接过平板，快速浏览了一下那个问题，又把平板还给她。“照实说就行。”他的声音没什么起伏，“理想是方向盘，现实是路况。只盯着方向盘会撞车，只关心路况会迷路。把握好平衡的，不是技巧，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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