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黄的，边缘毛糙得像狗啃过。上面用蓝墨水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有的笔画都飞出去了，像是在极度慌乱中写的。开头是一串乱码，大概是信号干扰，中间混着几个模糊的词：“……疫苗安全……影狐……”，而最后一行，却清晰得像刻上去的——
“贝怡，我终于找到你了。保重。段。”
下面用红铅笔标着发送时间：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凌晨三点十七分。
赵佳贝怡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了。
九月十七日凌晨三点十七分——正是段安瑞拽着她的胳膊说“你们走”，然后转身冲进林子的那一刻。
“贝怡……”她喃喃地念着自己的名字，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糊住了视线。手里的纸轻飘飘的，却重得让她抬不起手，指尖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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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找到你了……
这句话像颗石子，投进她心里，荡开一圈圈的涟漪，搅得五脏六腑都跟着疼。
她想起第一次在上海见面，那是民国二十六年的冬天，租界的咖啡馆里，他穿着笔挺的深灰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递过来的情报封在蜡里，指尖不小心碰到一起时，他像触电似的缩了回去，耳尖红得像要滴血。
她想起撤退那天，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他把唯一的船票塞给她，说“我还有别的路”。她当时急得跳脚，骂他傻，他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我命大，死不了。”
她想起在黑虎山重逢，他从乱石堆后转过头，满脸泥灰，只有眼睛亮得惊人。看见她时，他的瞳孔猛地缩了缩，像见了鬼似的，嘴唇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赵医生？”
原来不是偶然。
原来从上海分开后，他就一直在找她。
她辗转到武汉，他大概就在武汉的硝烟里打听；她跟着部队转移到湘北，他或许就顺着兵荒马乱的路往南追。跨越了被战火撕开的山河，躲过了日军的搜捕，在枪林弹雨里钻了五年，就是为了这一句“我终于找到你了”。
可找到的那一刻，却是永别。
他发这封电文的时候，在做什么？是不是正躲在某个石缝里，身后是“影狐”小队的脚步声和军犬的狂吠？是不是已经中了枪，血正顺着胳膊往下淌，染红了电台的按键？是不是咬着牙，用最后一点力气按完电键，然后听见追兵的枪响？
赵佳贝怡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往外涌，热得像滚水。她想起段安瑞最后看她的眼神，那里面藏着的，哪只是决绝？还有释然——因为终于找到了；还有不舍——因为刚找到就要分开；还有好多好多没说出口的话，全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化作一句“保重”。
旁边的小兵看她哭，吓得不敢说话，悄悄递过块脏兮兮的手帕。赵佳贝怡没接，任由眼泪往下掉，砸在纸上，晕开了墨迹，把“段”字晕成了一团黑，像个没写完的句号。
她走到病房外的山坡上，风挺大，吹得她的白大褂猎猎响。远处的黑虎山被云雾罩着，青灰色的轮廓在天际线上起伏，像头沉默的巨兽。
山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也吹凉了脸上的泪。赵佳贝怡把那张纸叠了又叠，叠成个小方块，塞进贴身的口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那里能感受到心跳，“咚咚”的，像在回应着什么。
她想起段安瑞的箱子，出发时他说“里面就些换洗衣裳”。昨天整理遗物时，她在箱子底翻出个布包，打开一看，全是信。
信封上都写着“致贝怡”，却没有地址。
最上面的一封，纸都发黄了，日期是民国二十七年春：“今天路过你说过的那座石桥，桥边的迎春花开了，黄灿灿的，像你总戴的那支发卡。问了好多人，都说没见过你，可我总觉得，再往前走走就能碰到。”
中间的一封，折叠处都磨破了，是去年冬天写的：“刚才躲鬼子的巡逻队，摔进了沟里，胳膊擦破了点皮，不疼。想起你以前总说我走路毛躁，要是你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