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结上下滚动，突然抓起面前的水杯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溅到法警的鞋上，他却像没看见，只是死死瞪着赵佳贝怡，眼里的疯狂像要吃人。
“还有这个。”赵佳贝怡又拿出个小本子，纸页脆得像枯叶，边缘卷着毛边——这是去年在遗址墙角的砖缝里抠出来的，被雨水泡得半烂，却勉强能看清字迹。
她翻开第17页，用指尖点了点其中一行：“1943年5月12日，领取‘低温实验专用温度计’十二支，规格：-50℃至10℃，领用人：木村英二。”
她抬眼看向那个戴圆框眼镜的战犯，声音里没带一丝情绪，“影像里第12分38秒，研究员手里的温度计，刻度范围与记录完全一致。”
木村英二的脸“唰”地白了，比他衬衫的领子还白。他突然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去摸口袋，掏出个皱巴巴的小本子——赵佳贝怡认得，那是他当年的实验日志，上次在东京档案馆查资料时见过复印件，其中一页赫然写着“5月12日，温度计用于‘冷冻耐受度测试’，实验体编号37号，死亡时间14点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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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他的指甲深深掐进纸页，把“死亡时间”四个字抠得发毛。
律师还在嚷嚷“没有直接证据”，唾沫星子溅到前排旁听者的肩膀上。赵佳贝怡没理，从文件夹底层抽出个透明密封袋，里面装着一小撮绿色粉末，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
“这是从731遗址的碎玻璃罐里提取的残留物。”她把密封袋递给法警，“影像第17分49秒，研究员往培养皿里加的绿色液体，是731特有的炭疽菌培养液，加了孔雀绿染色剂。
这种配方，只有石井四郎的核心团队掌握，清水百合的笔记第68页有详细配比——”她顿了顿，目光扫过被告席上那些低垂的头，“我们在残留物里检测到了相同的成分，误差率低于0.1%。”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钢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有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突然捂住嘴，发出压抑的呜咽——赵佳贝怡认得她，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周奶奶，昨天在休息室，老人攥着她的手说：“妹子，我男人就是被他们用炭疽菌害死的，死的时候浑身烂得不成样，到死都睁着眼。”
老人的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却死死抓着赵佳贝怡的手腕，力气大得像铁钳。
“这些不是什么‘科学实验’，是有计划的屠杀。”赵佳贝怡的声音低了些，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
她想起去年冬天在太行山里遇到的那个老婆婆，老人盘腿坐在炕上，怀里抱着个掉漆的木匣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物——一件被血浸透的棉袄，布纹里还能看出弹孔的形状。
“1942年腊月，河北涞源的陈家村，”她缓缓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日军空投了带鼠疫菌的跳蚤，全村一百二十七口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八个。”
旁听席上传来抽气声。赵佳贝怡的指尖在桌子上轻轻敲着，节奏和当年抢救伤员时的心跳一样：“老婆婆的儿子是村医，为了照顾病人，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自己也倒了。
我去的时候，老人正给木匣子缝布套，说‘天冷了，给他加件衣裳’。她孙子，那个才三岁的娃，就死在她怀里，小手还攥着块冻硬的窝头，嘴角沾着点麦麸——和影像里铁笼里那个孩子，攥着半截油条的样子，一模一样。”
木村英二突然爆发出一阵怪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手指着赵佳贝怡：“证据！你们有什么证据？不过是些老掉牙的故事！是你们编造的！”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赵佳贝怡拿出了个小小的铁皮盒，打开时“哐当”一声，里面是几枚锈迹斑斑的金属牌。
“这是从实验体遗骸上找到的身份牌。”赵佳贝怡拿起其中一枚，上面的字迹被腐蚀得模糊，却能认出“王”字的轮廓，“这位王姓村民，是陈家村的木匠，影像里第二十七分十五秒，被强行拖进实验室的男人，胸前挂着的，就是同款身份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