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的山路崎岖蜿蜒，山风带着几分凉意，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赵佳贝怡医生正忙碌在山间的小诊所里，为老乡们治疗着各种疾病。
她的手法熟练而温柔，老乡们对她充满了信任和感激。然而，这份宁静并没有持续太久，师部的通讯员急匆匆地追上了山路，他的脚步声在山间回荡，打破了这里的平静。
小伙子跑得满头大汗，显然是一路疾跑而来。他递给赵医生的电报皱巴巴的，边角卷得像朵喇叭花，显得有些狼狈。
赵佳贝怡接过电报，指尖还沾着草药的腥气，她的心头不禁一沉。电报上的字不多，却如同重锤击打在她的心上——“速归，参与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工作”。
赵佳贝怡知道，这是一条不容拒绝的命令。她立刻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踏上返回青岛的旅程。在收拾行李时，她从帆布包最底层翻出一个布包，那是用蓝印花布制成的，边角都已经磨白了。
打开布包，那条红围巾静静躺在里面，像凝固的血。尽管洗过无数次，血渍还是顽固地留着，变成了暗褐色的斑，在阳光下看，能隐约认出那些坐标的轮廓。
这条红围巾承载着一段沉重的记忆。它属于王梓桐，那个总是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姑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王梓桐不幸中弹，临死前，她将这条围巾塞进赵佳贝怡的手中，眼中闪烁着比围巾还要明亮的光芒。
“赵医生，藏好……”她只说了这三个字，血就从嘴里涌出，染红了半条围巾。王梓桐的梦想和希望，都凝结在了这条围巾上。
回青岛的火车摇摇晃晃，赵佳贝怡把布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火。窗外的麦子已经黄了，风吹过田野，像金色的浪花在翻滚。
然而，赵佳贝怡的眼里总晃着王梓桐的脸庞，那个有着梦想和希望的姑娘。王梓桐曾经说过，等胜利了，要去北平读大学，学法律，专门给受欺负的人打官司。她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却再也无法实现。
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从前的德国洋行里，木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沉重。墙上挂满了地图，红笔圈着密密麻麻的点，都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
负责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看见赵佳贝怡进来，他“啪”地敬了个礼：“佳贝怡同志，辛苦你了。这摊子事，非你不可。”
桌上堆着的卷宗比人还高，标签上写着“731部队档案”“活体实验记录”“细菌弹投放报告”。赵佳贝怡随手翻开一本，里面的照片让她胃里一阵翻涌——和她在东京见过的影像一样，只是更清晰，更残忍。
这些照片记录了日军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暴行，每一张都让人心痛不已。
“这些都是从各地收集来的，还有不少没整理。”老将军叹了口气，“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形成铁证。不光为了审判战犯，更是为了给后人一个交代，给那些死难者一个名分。”
赵佳贝怡的目光落在墙角的铁柜上，柜门上贴着“一级物证”的标签。她把蓝印花布包放在桌上，慢慢解开：“将军，这个……也算一件。”
红围巾摊开在桌面上，阳光从窗棂照进来，给它镀上层金边。老将军的手抚过那些暗褐色的斑，突然立正，对着围巾敬了个礼：“这是英雄的血啊。”
整理工作比想象中更难。每天面对的都是血淋淋的照片、冰冷的实验数据、受害者泣血的证词。有个记录员是刚毕业的小姑娘，看着看着就哭出声，钢笔都握不住。
“赵医生，我实在……实在看不下去了。”姑娘抹着眼泪，指着一张照片，“他们怎么能对孩子下这种毒手……”
照片上，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躺在手术台上，肚子被剖开，眼睛还圆睁着。赵佳贝怡闭了闭眼，想起太行山里那个同样大的娃，因为感染了霍乱，死的时候瘦得像只小猫。她把王梓桐的围巾往姑娘手里塞了塞：“摸摸这个。”
“这是……”
“一个叫王梓桐的姑娘留下的。她比你还小，为了保护证据，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