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筠每天都倚在藤椅上，素色夹袄外总搭着条厚绒毯，指尖捏着账本时，指节常因用力而泛白。
才看两页，便要抬手抵着胸口低咳几声，咳完缓一缓，又继续用红笔在账册上圈画，标注物资调度的明细。
商队从苏杭运草药来，他总要撑着藤椅扶手慢慢起身，让佣人把草药筐搬到面前。
哪怕指尖冻得发凉，也会逐把翻看草药——先捻起几片叶子闻闻气味，再摸一摸根茎的湿度，确认成色足、没受潮，才点头让下人分类。
“好的挑出来，单独装袋，做给樱花军的药；次些的别浪费，洗净晾干，留着做送出去的救命药。”
他说话时气息轻浅，却特意把分类标准重复两遍，怕下人弄错。
让商队去洋行买棉絮时，他更是在纸条上写得仔细，连“最细棉絮，无杂质，用来做脱脂棉”几个字都描得格外重。
送信的小厮来取纸条，见他靠在椅上闭着眼歇气，手边的暖炉早已凉透，却还攥着没写完的物资清单，指腹上沾着未干的墨痕。
每次商队出发，他都要咳嗽着叮嘱：“路上小心，别让人查出来，蓝标签的货要送到指定的地方，别错了。”
苏砚卿则忙着筹备慈善晚宴。
她选在租界里的汇丰饭店，定了最大的宴会厅，又让人印了请柬，送给沪上的名流、洋行老板，还有日军的高官和他们的太太。
请柬上印着“为难民募捐买药”，落款是“安康药业”和“苏砚卿女士”。
她还特意去见了之前那位说“龙国人的命不值钱”的军官太太佐藤雪绪，送了一盒“玉颜堂”的雪花膏，笑着说：“佐藤太太，晚宴请您一定要来，为难民做点好事，也是积德。”
那女人笑着答应了，眼里却满是不屑，苏砚卿看在眼里，心里冷笑，脸上却依旧笑着。
望晴则忙着练歌，选了首温柔的曲子，叫《暖春》，歌词里写着“草儿绿，花儿开，孩子笑开怀”，是她特意请人写的，想让大家听了能多捐点钱。
她还把最近唱片的版税都取出来，准备捐给“安康药业”，用来买药用。
每次练歌，她都想着难民棚里的孩子，想着那些受伤的士兵，唱得格外认真。
谢临洲则开始“查抄”药品。有一次，樱花军接到举报，说“安康药业”私藏“违禁药品”，让谢临洲去查。
他带着人去了沈筠的货栈，故意翻了翻，找出几箱贴着红标签的药——那是要卖给樱花军医院的，不是违禁的——装模作样地封了，拉回去交差。
私下里，他把贴着蓝标签的药藏在货栈的地窖里，等风头过了，再让人运走。
还有一次，他故意放了个假情报，说“安康药业”把违禁药藏在城西的仓库里，樱花军兴师动众去搜，结果什么都没找到，而真正的药早就从城东的小路运走了。
沈聿的发小陈鹤年则是忙着销售和运输。
他把贴着红标签的药卖给樱花军医院，价格定得很高，樱花军医院的人虽然觉得贵，却也没办法——他们需要这些药，而且“安康药业”的药效果不错。
他还把药卖给那些亲日的商人，让他们转卖给其他人，赚差价。
私下里，他安排可靠的人，把贴着蓝标签的药装在货车里，上面盖着绸缎或者粮食，从秘密渠道运出去。
有一次，货车遇到樱花军检查，开车的人慌了，陈鹤年早就教过他，让他说“这是给沈少爷运的绸缎”，樱花军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就放行了。
半个月后，慈善晚宴在汇丰饭店举行。
宴会厅里灯火通明，水晶灯折射出璀璨的光，桌上摆着精致的点心——杏仁茶、蟹粉小笼、桂花糕，还有红酒和香槟。
沪上的名流来了不少，穿着华丽的衣服，聊着天，看起来热闹得很。
佐藤和他的太太也来了，佐藤穿着军装，太太穿着和服，涂着厚粉，和众人说着客套话。
苏砚卿穿着那件月白色的乔其纱旗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