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的隐喻对应。砒霜作为一种剧烈毒药，其毒性发作过程恰如武大郎悲剧命运的急速坠落：当下武大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身体动不得了。急性发作的毒杀方式，与西门庆、潘金莲急于摆脱麻烦的心态高度契合——他们没有耐心等待自然死亡，而是选择最直接、最快捷的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明代医学着作《本草纲目》记载砒霜辛、苦、大热、有大毒，入肺经大热特性与潘金莲外表内心的性格形成奇妙呼应；而入肺经导致的呼吸困难，则恰似武大郎在社会压迫下的窒息状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砒霜在明代常被用作以毒攻毒的治疗药物，这种与的双重属性，恰如王婆、潘金莲将杀人行为伪装成过程的道德诡辩——在他们看来，杀死武大郎正是这段不幸婚姻的。
毒药获取过程的叙事安排蕴含深刻的社会批判。王婆指导潘金莲到街上药铺内，买一贴心疼的药来，他若毒药发时，教他忍耐不住，你便把他床上拽到地上，只做他心疼病死，这段看似简单的指示，实则暴露了晚明社会药品管理制度的巨大漏洞。明代虽有凡以毒药毒人及卖者，斩的法律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砒霜等剧毒药物仍可轻易获得，这种制度性失效与西门庆通过金钱打通关节的形成呼应——在腐败的社会生态中，任何制度约束都可能被权力与金钱轻易突破。毒药获取的便捷性，暗示着道德底线失守的普遍性：当杀人凶器可以在普通药铺随意购得时，社会伦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然崩溃。潘金莲买药过程的叙事省略（去到街上药铺内买了一贴心疼的药来），则强化了这种普遍性——作者甚至无需详细描述如何获取毒药，因为在那个时代，这可能是比购买日常用品还要简单的事情。
毒杀场景的空间设置构成精妙的道德反讽。武大郎最终毙命的场所不是别的，正是他与潘金莲的婚床——这个本该象征爱情与生育的神圣空间，却成为上演谋杀惨剧的罪恶舞台。当潘金莲见武大已死，当下挪过尸首，就地上用薄被盖了时，婚床的物理功能被彻底颠覆：它不再是夫妻温存的场所，而是掩盖罪行的工具；不再是新生命的摇篮，而是死亡的祭坛。明代社会对的私密性有着特殊强调，夫妻在卧室中的言行被认为是家庭伦理的基石，而《金瓶梅》却将最丑陋的谋杀行为置于这一私密空间，这种空间设置的刻意安排，无疑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最尖锐挑战。更具深意的是毒杀过程中的意象运用——房内点着一盏琉璃灯的光明表象，与正在发生的黑暗罪行形成强烈反差，暗示着晚明社会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道德虚伪性。
毒杀情节的医学合理性建立在明代医药知识的基础之上。根据《本草纲目》记载，砒霜中毒的症状包括心腹绞痛，头旋，欲吐不吐，面色青黑，四肢逆冷，六脉沉细，这与小说中武大郎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的描写基本吻合，显示出作者对医学知识的熟悉。潘金莲选择心疼药作为伪装，也符合明代医学对（即今之胃痛）的认知——当时认为心疼多由引起，治疗需用疏通，这为砒霜的热性特征提供了合理掩护。更值得注意的是毒药与食物的混合方式：把药倾在盏内，将温汤搅得匀匀的，取过床头银匙，将药一匙一匙舀与武大郎吃，这种用喂药的细节描写，既符合明代中上层家庭的生活习惯，又通过银器与毒药的接触暗示毒性之烈（传统观念认为银器能验毒）。作者对毒杀过程医学细节的准确把握，使这一情节超越了简单的文学想象，成为反映明代医药水平与社会现实的珍贵史料。
毒药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装置，其叙事功能远不止于推动情节发展。它首先构成了人物性格的试金石——面对垂死的丈夫，潘金莲从到的心理转变，在毒杀过程中得到最充分展现；西门庆从到斩草除根的决心强化，也通过对毒药效果的关注得以完成。其次，它实现了主题意蕴的深化——毒药作为一种人造危险，比自然危险更能揭示人性之恶；而用名义杀人的行为，则将道德虚伪的主题推向极致。最重要的是，它构建了全书的象征系统——这碗毒酒恰似晚明社会的缩影：表面繁荣安定，内里却已被权力、金钱与欲望的毒药彻底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