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儿的怯弱、宋蕙莲的炫技，三种姿态折射出不同阶级女性在权力网络中的生存策略。当陈敬济以“推送”为名掀起李瓶儿的红裙，露出“大红底衣”的瞬间，这场看似欢乐的春日游戏便沦为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公然殖民——服饰的撕裂与暴露，恰是身份尊严被践踏的隐喻；秋千的起落与摇摆，则成为人性欲望在道德边缘的危险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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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三人表演的阶级编码
潘金莲、李瓶儿与宋蕙莲的荡秋千姿态，构成明代社会阶级光谱的鲜活切片。潘金莲“笑成一块”的癫狂，实则是宠妾身份的撒娇式表演：她明知“笑多了一定腿软”，却偏要以失控的姿态吸引目光，正如她平日以“淫荡”标签挑战道德边界，在危险的边缘获取权力快感。李瓶儿“唬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的怯懦，则暴露了富商遗孀的阶级焦虑：她既渴望融入西门府的权力核心，又恐惧成为众矢之的，这种矛盾使其身体表演充满了自我压抑。相比之下，宋蕙莲“手挽彩绳，身子站的直屡屡的”的绝技，则是底层女性的生存宣言：她无需推送便能“飞在半天云里”，以身体的绝对控制力对抗身份的卑微，在秋千荡至最高点时，完成对阶级壁垒的象征性飞越。
潘金莲的“笑”具有颠覆性的破坏力。当她在秋千上“笑成一块”，不仅打破了吴月娘“打秋千最不该笑”的规训，更以身体的失控挑战了西门府的等级秩序。她明知“高底鞋跐不牢”，却偏要在画板上扭动，这种近乎自毁的表演，实则是对男性凝视的主动迎合与反向利用——正如她故意让陈敬济“带住裙子”，在“滑浪一声擦下来”的狼狈中，完成对男性保护欲的精准拿捏。这种“以弱示强”的生存智慧，与她后来挑唆西门庆打压来旺儿的狠辣形成呼应，暴露了权力游戏中“笑”的双重性：既是武器，也是陷阱。
李瓶儿的“怯”则是阶级转换期的典型症状。作为从“主子”（花子虚之妻）沦为“妾妇”的女性，她在秋千上的“腿软”不仅是生理反应，更是心理上的权力适应障碍。当陈敬济“把李瓶儿裙子掀起”时，她的“怪叫”与潘金莲的调笑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被侵犯的惊恐，后者是被关注的得意。这种差异源于李瓶儿对“贞洁”的残余执念——她试图以“柔弱”维持最后的尊严，却不知在西门府的欲望漩涡中，“贞洁”早已成为最不值钱的商品。她的大红底衣被暴露时的羞耻，恰是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身份崩塌的隐喻。
宋蕙莲的“稳”暗藏着底层的生存哲学。她“不用人推送”的秋千绝技，实则是对“推送权”的主动剥夺——当男性失去了“推送”这一权力支点，她便暂时摆脱了“被支配者”的身份，成为身体的绝对主宰。这种对身体的极致控制，与她后来“每日只跟着他娘每伙儿里下棋，挝子儿”的放纵形成奇妙反差：前者是向上流动的资本积累，后者是融入上层的身份伪装。当她荡至“半天云里”时，那“端的却是飞仙一般”的剪影，既是对西门庆“宠妾”身份的觊觎，也是对自身阶级宿命的悲壮反抗。
（11）掀裙露裤的权力展演
陈敬济“掀裙露裤”的动作，是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暴力书写。作为西门庆的女婿，他本应恪守“晚辈”的伦理边界，却以“推送秋千”为名，对潘金莲、李瓶儿实施身体侵犯：“先把金莲裙子带住”“把李瓶儿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红底衣”。这种行为绝非偶然的游戏过火，而是特权阶层对女性身体的习惯性掠夺——在男权社会的凝视下，女性的裙摆是可随意掀开的幕布，内衣是供人窥视的秘密风景。当李瓶儿哀求“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软了”，她的示弱不仅未能阻止侵犯，反而激发了陈敬济的施虐欲：“你老人家原来吃不得紧酒”的调笑，将性暴力包装成无伤大雅的玩笑，暴露了权力者对他人痛苦的麻木。
服饰的暴露程度与阶级羞辱成正比。潘金莲“裙子带住”的轻微狼狈，李瓶儿“红底衣外露”的中度羞辱，宋蕙莲“不用推送”的绝对掌控，构成身体自主权的三级落差。其中李瓶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