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襟口反复摩擦，暴露其久坐不起的干谒姿态。更值得玩味的是布料的质感，作者虽未明言，但从西门庆的反应推测，这必是未经浆洗的粗布，与孟玉楼身上杭州织造的软绸形成材质上的天壤之别。晚明江南纺织业已高度发达，据《天工开物》记载，当时棉布已有等不同等级，白赉光所穿显然属于最粗劣的，这种布料在市场上每匹值银不及一钱，恰与他不值一文的社会地位形成绝妙呼应。
足部前后弯绝户绽皂靴堪称神来之笔。一词在明代俗语中既指无子嗣之家，也隐喻断绝后路，用在此处双关绝妙——这双靴子不仅前后弯曲变形，更在关键部位，暴露出主人连缝补都难以维持的困窘。明代士大夫着靴有严格规制，《大明会典》规定教坊司乐艺戴卍字顶巾，系红绿褡膊，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而白赉光这双不伦不类的皂靴，既非士人之靴，又非庶民之履，恰如他悬在社会夹层中的尴尬身份。靴底磨平的纹路里还沾着泥点，那是从贫民窟到富人区的地理迁移痕迹，也是他试图跨越阶层的徒劳证明。
相比之下，夏提刑的服饰则是权力与财富的集中展示。乌纱帽作为明代官员的象征，其前低后高，两翅展角的形制据说是朱元璋亲自设计，取其凝重不偏倚之意，但在夏提刑头上，这顶帽子更多是权力的容器。帽翅的宽窄、材质的优劣直接对应官阶高低，夏提刑作为正四品的提刑官，其乌纱帽必是嵌金方心的款式，与白赉光覆盔旧罗帽的材质差异，恰如两人社会地位的鸿沟。当他摘下帽子时，露出的油光锃亮的发髻金簪，不经意间流露出武官的奢靡之风——这与《明史·舆服志》中文武官常服，洪武二十四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的规制形成微妙张力，暗示着晚明官场的礼制松弛。
冠带官服的描写看似简略，实则包含复杂的权力编码。明代官服实行品色制度，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四品绯袍，五品青袍，夏提刑作为正四品官员，其官服应为绯色（深红色），袍上绣有图案，这些视觉符号在西门庆眼中无异于移动的权力证书。更值得注意的是二字——指梁冠，指玉带，这都是官阶的直接体现。当夏提刑宽衣落座时，腰间玲珑剔透的玉带必然会反射出炫目的光芒，这种光芒与白赉光布衫上的汗渍形成残酷对比。玉带作为明代官员的重要配饰，其材质、块数、銙数都有严格规定，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夏提刑的玉带虽未详述，但能让西门庆忙起身作揖，其规格必然不凡，成为权力可视化的最佳载体。
粉底皂靴的足部描写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等级玄机。与白赉光绝户绽皂靴的破烂不同，夏提刑的皂靴洁白如新，据《如梦录》记载，明代官员靴底以白粉涂饰，取其洁也，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讲究，恰是权力阶层的特权体现。靴筒必是挺拔的，靴面定是崭新的，当他踱步时发出的声，与白赉光的脚步声形成听觉上的阶级分野。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脚步声都回荡在西门府的庭院里，一个代表着上升的权力，一个象征着沉沦的尊严，共同谱写着晚明社会的阶级交响曲。
配饰细节更见阶级分野。白赉光黄丝转香马凳袜子的描写堪称神来之笔——本是明代袜子的精致款式，则指袜筒的褶皱样式，但已褪色发灰，抽丝起球的细节暴露了主人的捉襟见肘。这种对精致生活的残存追求与现实条件的巨大落差，恰是晚明失意士人的精神写照。反观夏提刑，腰间玉带的玲珑剔透与帽上金镶玉饰虽着墨不多，却足以暗示其物质生活的优渥。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随身物品的差异：白赉光袖中是墨迹模糊的拜帖，夏提刑手中则是盖着官印的文书，一个试图用文字维持最后的体面，一个则用权力证明自身的价值，两种生存策略在服饰符号的映衬下高下立判。
这种服饰描写的阶级密码在晚明社会具有普遍意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开始松动，据《松窗梦语》记载，当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商人阶层的崛起冲击了原有的服饰制度。明政府虽三令五申禁逾制，如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庶民不得用锦绮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