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寨子口那条溪水，看着不紧不慢，可一低头一抬头的工夫，就哗啦啦淌出去老远。还没等我从身高、长相那些乱七八糟的心事里完全喘过气来，期末考试的脚步就“咚咚咚”地砸到眼前了。教室后面黑板上那个用红粉笔写的、一天天变小的数字，像催命符一样，看得人心慌意乱。
老师们讲课的语速快得像是要起飞，卷子一张接一张地发下来，空气里都飘着粉笔灰和紧张的味道。下课追跑打闹的少了，多数人都趴在桌子上，眉头拧成疙瘩，对着书本和练习册较劲。连平时最闹腾的肖艳和王红，也暂时收起了腻歪，愁眉苦脸地对着习题册咬笔杆。考不好，过年拿压岁钱都不硬气，脸面上也过不去。
我也把自己狠狠埋进书本和试卷堆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暂时忘记照镜子时的沮丧。也许只有学习这事儿，还算公平？你下多少功夫，它可能就给你多少回报，不像身高长相，你再着急上火，它也由不得你。数学题再难，公式是死的，慢慢琢磨，总能弄懂一点；物理电路图再绕，一根线一根线地捋，也能看出个门道。我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进去，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盼着期末考好点，至少能让这个即将到来的年，心里稍微踏实一点。
考试那几天，天阴冷阴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考场里静得吓人，只听见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还有偶尔忍不住的咳嗽声。我握笔的手心全是汗，每道题都看得格外仔细，生怕掉进陷阱里。考完一科，大家凑在一起对答案，有人欢呼，有人哀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感觉考得也就那样，不好不坏，平平常常，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最后一门考完，走出考场，我长长舒了口气，像刚打完一场硬仗，浑身骨头都软了。不管结果咋样，总算暂时解脱了。校园里瞬间炸开了锅，同学们像出笼的小鸟，收拾书包，互相约着假期去哪玩，讨论过年能得多少压岁钱。空气里一下子充满了假期的轻松和过年的期盼。
我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心里稍微亮堂了一点。快过年了，爸妈该回来了吧？去年他们回来，把家里新房子弄好了，屋子亮堂了。我们三个终于不用再住山洞了。他们临走时说，今年努力干，多挣点钱，过年给我们仨买新衣服。我心里悄悄盼着，一件鲜亮点的棉袄，或者一双合脚不磨脚的球鞋。
可是，这点刚冒头的亮光，没亮两天，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彻底浇灭了。
那天晚上，我们刚吃完晚饭，五姑在灶房刷碗，小九和小娴在里屋写那好像永远写不完的假期作业，我在堂屋收拾桌子。屋里只有碗筷碰撞声和写字的沙沙声。突然，一阵“叮铃铃、叮铃铃”的尖锐响声，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是装在堂屋墙角的那个电话机响了！
这电话，是爸妈去年出去打工前，咬牙给我们安的。说是方便联系，其实平时响的次数不多，爸妈一般是半个月左右，挑个周末的白天打过来。这么晚突然响起来，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说不出的慌乱猛地揪住了心。一种不好的预感，像冰冷的蛇，悄悄爬了上来。
五姑也从灶房探出头，在围裙上擦着手，脸上带着疑惑：“这么晚，谁的电话？”
我扔下抹布，几步冲到墙角，看着那部暗红色、按键都有些磨损的电话机，它正一声紧过一声地叫着，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手有点抖。“喂？”
电话那头传来滋滋的电流声，然后是爸爸熟悉又带着疲惫的声音，背景音很嘈杂，有机器轰鸣，好像还有人在远处嚷嚷。“平萍啊……” 爸爸的声音顿了顿，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吃……吃饭了没？”
“吃了。爸，你们啥时候回来？车票买好了吗？” 我急切地问，心提到了嗓子眼。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这沉默压得我喘不过气。“平萍……” 爸爸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艰难，“今年……今年过年，我跟你妈……回不去了。”
像一记闷棍，狠狠砸在我头上！耳朵里“嗡”的一声，后面爸爸说了什么，我好像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