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领全球传统医药标准化、应对新发传染病、以及促进东西方医学融合方面的巨大潜力。报告中，她巧妙地引用了自己在米国的研究模型和在飞洲的实践经验，证明了自己是领导或深度参与此类项目的最佳人选之一。
这份报告通过正式渠道提交后，在who内部和东国驻锐士的相关代表团中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东方代表对其中提及的“引领全球标准化”和“东西方医学融合”表现出浓厚兴趣。
然而，进展依旧缓慢。国际组织的官僚程序，各方利益的博弈，以及沈懿隐约感觉到的那股来自暗处的阻力，都让这件事悬而未决。
同时，沈懿也通过远程方式，维持着与医院神经科的联系。她参与一些疑难病例的线上会诊，偶尔提交一些研究笔记。这个身份让她能够合理地接触到全球最前沿的神经科学研究动态和病例资料。
她开始有意识地筛选和分析那些涉及罕见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原因不明的脑炎、或伴有特殊基因表型的病例，尤其是那些发病区域集中或与奎恩已知活动区域（如南米、飞洲、东南亚）有交集的案例。她怀疑，奎恩可能不仅在测试基因武器和生物改造，也在进行某些针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秘密研究。
果然，她利用她的研究访问权限，通过交叉比对医院的内部数据库和who部分非公开的疫情报告，她发现了几起分散在不同大洲、但临床症状和病理特征极其相似的罕见脑病病例。这些病例的共同点在于，患者都曾接触过某些“新型保健品”或接受过私人订制的“细胞疗法”，且发病后病情进展迅速，对常规治疗无反应。
一条隐藏在普通医疗记录下的、可能指向奎恩神经系统相关实验的暗线，逐渐浮现出来。
她将这些发现加密记录，这或许将成为她未来对抗奎恩的重要筹码之一。
转机出现在一次who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年度磋商会议上。
会议在亚洲马尼拉举行，她作为相关项目顾问受邀参会。
会议期间，她与东国代表团的一位副团长，一位气质儒雅、目光睿智的中年官员，进行了短暂的交流。
她没有直接提及回国事宜，而是就她那份关于建立联合中心的构想报告，与对方进行了深入的专业探讨。她渊博的知识、国际化的视野以及对传统医学精髓的深刻理解，给这位官员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交谈末尾，她看似不经意地提及：“其实，我个人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回国，将所学真正应用于祖国的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事业，只是目前……”
她适当地流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遗憾，没有多说。
那位官员若有所思地看着她，温和地笑了笑：“沈博士这样的顶尖人才，正是国家发展所急需的。关于合作中心的提议，我们内部会认真研究。至于个人发展……事在人为嘛，总会有办法的。”
这句“事在人为”，仿佛一个模糊的承诺，又像是一句官方的客套。
但沈懿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一丝松动的意味。
会议结束后不久，who内部传来消息，在东国方面的积极推动下，沈懿关于联合中心的提议被列为“重点可行性研究项目”，并初步提议，如果项目获批，前期筹备办公室可考虑设在东国。
而沈懿，作为构想的提出者和核心专家，自然被纳入筹备组的建议名单。
与此同时，医院那边，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也出现了。
医院与京市一家顶尖医院建立了神经科学联合实验室，需要派遣一名核心研究员常驻京市进行学术交流与项目协调，任期初步定为两年。
实验室东方负责人，恰好对沈懿在神经药理学和转化医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欣赏，主动向医院提出了邀请沈懿的请求。
who的合作项目，医院的派遣任务……两条看似独立的线路，在此刻交汇，为她铺就了一条名正言顺、且难以被简单阻挠的回国之路。
沈懿知道，这背后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