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痛苦，“我睡不着……天天晚上都像有人拿鞭子抽我……那些工人的脸……老张的腿……王大姐男人的肺病……”
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里面布满了血丝和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求，直直地看向小艳：“那三万……是我这阵子在邻省黑矿上打钻……拼死拼活挣的……干净钱！真的！是干净钱！”他急切地强调着，仿佛这是最后一块遮羞布，最后一点能证明他并非彻底堕落的东西。“我先还这点……剩下的……我去坐牢！我去挣！我一分一分都还干净！”
小艳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如今却被愧疚和恐惧折磨得形销骨立男人，看着她的丈夫。
愤怒、失望、心痛、还有一丝可悲的理解……种种情绪像沸腾的熔岩在她胸腔里翻滚、撞击。
她想哭，想笑，想狠狠给他一耳光，又想抱住这个愚蠢又可悲的男人。
最终，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死死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唇，直到口腔里弥漫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
周建国看着她苍白而沉默的脸，眼中的那点光亮渐渐黯淡下去，变回了死灰般的绝望。他颓然地低下头，肩膀垮塌下去，仿佛随时会散架。
“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厂子……对不住那些工人……”他喃喃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这就……走了。公安局……还在等我。”
说完，他猛地转身，像逃避什么瘟疫一样，踉跄着，几乎是小跑着，迅速消失在车站广场更深的黑暗里，留下小艳一个人，僵硬地站在昏黄的光线下，站在寒冷的夜风里，怀里抱着那点微弱的希望，心里却压上了一块更加沉重、更加冰冷的巨石。
旧账，以这样一种决绝而惨烈的方式，被掀开了。
清算的时刻，终于到来。
接下来的几天，康复中心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和压抑。
周建国自首的消息，像一阵无声的风，迅速吹遍了每一个角落。人们窃窃私语，眼神复杂。
有人咒骂他活该，有人唏嘘感叹，也有人，比如老张，沉默地抽着劣质卷烟，半晌才叹口气：“唉，也是个可怜人……”
小艳强迫自己不去想周建国，不去想公安局、检察院那些她无法想象的程序。她把自己变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疯狂地投入到合作社的筹建和省城可能带来的机遇中。
她拿着那份按着红手印的章程，反复修改；她带着王大姐她们日夜赶制更多、更精致的手工样品；她跑去县里，壮着胆子找到那位传话的老干事，小心翼翼地问询省城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她不敢停，一停下来，周建国那双绝望通红的眼睛，就会在她眼前晃动。
然而，清算的浪潮，并不会因为她的逃避而止步。
一周后，县检察院的人来了。两名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检察官，出现在康复中心门口。
他们的到来，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涌的水塘，瞬间激起了巨大的恐慌。所有伤员和家属都紧张地屏息凝神，看着小艳被请进那间简陋的办公室。
问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检察官的问题细致而尖锐，围绕着那笔挪用的公款，围绕棉纺厂改制前后的混乱账目，围绕周建国的职务和行为。
小艳知道的并不多，许多细节周建国从未对她提起。她只能据实回答，同时，一种强烈的、想要为那些被亏欠的工人们做点什么的冲动，驱使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