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那间狭小的办公室，成了梅小红临时的避难所和指挥中心。沙发床虽然硬邦邦的，但至少提供了一个能躺下的地方；文件柜里塞满了账本和报表，虽然压得人喘不过气，但至少能让她暂时忘却家庭的破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如何让超市活下去这个更紧迫的现实问题中。
妹妹们的支持是她黑暗中最大的慰藉。小丽虽然远在深圳，但电话来得勤，语气火爆地给她打气，痛骂陈伟民，甚至提出要汇一笔钱过来帮她渡过难关，被小红咬牙拒绝了——她知道小丽的电子厂也处在扩张期，处处要用钱。小艳则来得更实在，几乎每天都会从康复中心过来一趟，有时带点母亲熬的汤水，有时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用她那种温和而坚韧的目光给予姐姐无声的支持。
梅母也来过一次，看着女儿憔悴的面容和这简陋的住处，老人什么都没多说，只是红着眼角，细细地帮她收拾了一下屋子，留下了一句：“缺什么，就跟妈说。”
家庭的温暖暂时抵御了外界的寒意，但现实的难题却不会因此消失。
与陈伟民的离婚拉锯战暂时陷入了僵局——那份被撕碎的协议似乎也暂时撕碎了他立刻对簿公堂的勇气，或者他也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小红无从得知，也暂时无力去深究。
她全部的精力，都扑在了那批从省城拉回来的货品上。
这批货品成了她翻盘的希望，也成了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巨石。价格确实低，但品类繁杂，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包装陈旧，甚至有些临近保质期。如何快速将它们销售出去，回笼宝贵的资金，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她亲自带队，和员工一起重新整理货架，设计促销方案，“省城直采·特惠专场”的红纸海报贴满了超市的玻璃门和附近的电线杆。
她延长了营业时间，甚至自己也站到了收银台后，亲自向顾客推介，解释这些包装不那么光鲜的商品其实内在质量可靠。
效果有，但远未达到预期。县城的消费能力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度终究有限，人们对这些“便宜货”既心动又心存疑虑。
资金回笼的速度，像蜗牛爬行，远远跟不上各项开支流出的速度。供应商的催款电话开始变得不耐烦，语气也从最初的客气转为强硬。
小红握着话筒，手心冒汗，脸上却不得不堆起笑容，反复保证着“下星期，最晚下星期一定结清一部分”。
焦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越收越紧，几乎让她窒息。
她又一次翻出了那份近乎夭折的扩张计划书，看着上面精心勾勒的蓝图，只觉得讽刺又绝望。
别说扩张了，连守住现有的阵地，都变得如此艰难。
就在她几乎要被压垮的时候，bp机再次响起。屏幕上显示的，依然是那个她已经既期待又警惕的省城号码，后面跟着的信息更具体：“有新渠道，一批紧俏家电，价格极优，需立即确定，可解你燃眉之急。李。”
家电！
这可是硬通货，比那些日用品好卖多了！
而且“可解燃眉之急”这几个字，像带着钩子，精准地勾住了小红内心最迫切的需求。她几乎能想象出，一批物美价廉的彩电、洗衣机摆上货架，会如何吸引县城的顾客，如何快速带来充沛的现金流。
但信息的来源是李国庆。
这让她犹豫了。
自从那次深夜通话引发家庭大战后，她对李国庆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戒备心理。她感激他在商业信息上的提供，那次省城之行尽管货品不尽如人意，但确实暂时缓解了部分压力。
可她无法忘记陈伟民那些恶意的揣测，虽然她自问清白，但人言可畏，尤其是在她如今离婚风波缠身、极度敏感的时期。
与一个体制内、有家庭的男性官员过往甚密，无疑是授人以柄。
然而，现实的困境压倒了一切顾虑。超市需要活下去，她需要这笔生意。
挣扎再三，她还是拨通了李国庆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