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城的晨雾还未散尽，工坊区已响起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铁匠坊的风箱“呼嗒呼嗒”地喘着气，火星随着铁砧的敲击溅起，落在青砖地上化作点点金红；织布坊的机杼声像细密的雨，“唧唧复唧唧”地织着晨光；木工坊的锯子穿梭在木料间，拉出悠长的调子——这是三大体系落地后，华夏城寻常的清晨，每个行当都循着新定的规矩，在自己的轨道上有序运转。
生产体系：行会立标，百工兴邦
铁匠坊的墙角新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铁器行规》，墨迹尚未完全干透。行会会长老王头正带着几个徒弟逐字念：“凡铁器锻造，农具需淬三遍火，兵器需锻七道纹，偷工减料者，逐出工坊，永不录用。”他手里握着一把刚打好的锄头，用卡尺量着刃口厚度，“你看这锄头，刃宽三寸二分，厚三分，正好符合‘深耕不卷刃’的标准，这才叫合格。”
旁边的年轻铁匠红着脸低下头——昨天他为了赶工，把锄头刃打得薄了半分，被行会查出来，不仅返工重打，还被罚了三天工钱。“以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凭着性子打，”老王头敲了敲石碑，“现在有了规矩，咱铁匠出的活，得让全城人放心。”
织布坊的变革更显眼。原本散乱在各家各户的织机，如今集中在宽敞的大作坊里，二十台织机排成两列，织工们按“卯时开工、未时歇晌、酉时收工”的工时表劳作。行会首领张婶拿着卷尺，检查刚织好的棉布：“这布每寸得有四十根经线、三十根纬线，布面要匀，不能有跳线。你这匹差了两根经线，得拆了重织。”
织工们虽觉严格，却没人抱怨。因为行会不仅定了标准，还议出了公道价：每匹合格棉布能换两斗米，比以前零散售卖多了三成，手艺好的织工还能得“巧匠奖”，额外领一尺绸缎。“现在不用操心销路，不用怕被压价，”一个织工一边踩着踏板一边说，“只要按规矩织好布，日子就踏实。”
木工坊最热闹，新落成的刨木台一字排开，上面刻着精确的尺寸刻度。“以前做个桌子，高矮胖瘦全凭眼力，”木匠老李拿着图纸比划，“现在行会统一了‘方桌一尺八、圆桌二尺四’的标准，连榫卯结构都画了图样，新手照着做也错不了。”他手里的八仙桌刚做好，桌腿的“燕尾榫”严丝合缝，用手推推，纹丝不动。
各行业的废料也有了去处。铁匠坊的铁屑、织布坊的线头、木工坊的木屑，都由行会统一收集，卖给肥料坊和燃料坊。“以前这些东西要么堆着占地，要么当垃圾扔了，”肥料坊的管事说，“现在铁屑能回炉，线头能做纸，木屑能烧炭，一点不浪费。”
规模化生产的好处很快显出来。不到半个月，华夏城的铁器就堆满了仓库，不仅够城内用，还能运到城外换粮食；织出的棉布又匀又结实，连邻村的人都跑来买；木匠做的家具供不应求，行会不得不扩招学徒。老王头看着络绎不绝来买锄头的农户，捋着胡子笑：“这就是规矩的好处，心齐了，力就往一处使。”
治理体系：议会定策，法理安城
市议会的第一次选举，就在议事堂举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二十张崭新的木椅上——这是木工坊特意做的，椅背上分别刻着“铁匠代表”“织布代表”“乡贤”“功臣”等字样。
投票的是全城年满十六岁的百姓，每人手里握着一根竹筹，上面刻着候选人的名字。李大叔是铁匠，他把筹投给了老王头：“他懂行，还公道。”张婶是织工，选了同坊的巧手刘姐：“她知道咱织工的难处。”
最终选出的主事是曾带领众人筑城的老石匠，司法官则是识文断字、为人正直的老秀才。当选那天，老石匠站在台上，手里攥着刻着“主事”二字的木牌，声音有点发颤：“咱议会不搞一言堂，大事小事，大家坐下商量着来。”
城市法庭就设在议事堂西侧，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摆着三张桌子，原告、被告、司法官各坐一方。第一天审理的是“张家丢鸡案”——张婶家的鸡跑到李家菜地，啄了菜苗，两家吵到差点动手。
“按新定的《民约》，”老秀才翻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