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府银安殿内的那场短暂却尖锐的冲突，如同一盆掺着冰碴的冷水，不仅未能浇熄李自成心中那团因“称王”而灼热燃烧的野心之火，反而激起了更深的逆反与不快。
苏俊朗那番基于冷静分析和长远考量的“盛世危言”，在李自成听来，不再是忠诚的劝谏，而是不识时举、大煞风景的聒噪，是对他权威和判断力的质疑，甚至隐隐带着一丝“诅咒”的晦气。
自那以后，李自成对苏俊朗的态度，发生了一种清晰可感、且日益明显的转变。
以往，无论军务政务多么繁忙，李自成总会定期召见苏俊朗，询问军工进展，探讨一些“奇思妙想”，甚至偶尔会聊些闲话，态度中带着一种对“能人异士”的倚重和些许不拘小节的亲近。
苏俊朗的“军师”头衔，虽无具体行政权力，但在李自成核心圈层内，却有着一种超然的、因其不可替代的技术价值而带来的特殊地位。
然而现在，这种特殊的地位正在迅速消融。
李自成看向苏俊朗的眼神，不再有好奇与热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以及一丝难以掩饰的不耐烦。
他不再主动询问苏俊朗对大局的看法，即便苏俊朗偶尔试图就粮草储备、流民安置等战略问题进言，也往往被李自成用几句“军师多虑了，此事牛先生已有章程”或“且专注于工坊事务便可”之类的话语，轻描淡写地挡回，甚至直接打断。
苏俊朗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被一点点地、不容抗拒地排除出决策核心圈。
他的“军师”身份，正在被刻意地空心化，其职能被严格限定和压缩在“军工生产主管”和“医院技术顾问”这两个纯粹的技术性角色上。
除了燧发枪的产量、刀剑的质量、伤兵的治愈率这些具体而微的“数字”之外，李自成似乎不再需要他的任何意见，尤其是那些“逆耳”的忠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金星的地位和影响力，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攀升。
牛金星太懂得如何迎合上位者的心思了。
他绝口不提任何风险与困难，一心一意、热火朝天地扑在“筹备登基大典”这件李自成当前最关心、最得意的大事上。
他呈上的奏报，永远是好消息：礼仪已拟定、印玺将铸成、吉日已选定、百官如何拥戴、万民如何期盼…他巧妙地将李自成的称王欲望包装成“天命所归”、“众望所推”，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李自成的心坎里，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和成就感。
李自成对牛金星，愈发倚重，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牛金星所请，无有不准
牛金星所议，多为定论。
银安殿内，牛金星的身影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与李自成密谈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许多关于人事任免、资源调配、甚至军事部署的决策，往往都是在他们两人商议后便直接下达，刘宗敏等武将只管执行，苏俊朗则更是被蒙在鼓里，事后才可能知晓一二。
牛金星敏锐地察觉到了李自成对苏俊朗的疏远与冷淡，心中得意万分，脸上却丝毫不露，反而更加表现得谦恭勤勉。
他趁热打铁，一方面将“称王”仪式的筹备工作搞得声势浩大，极尽奢华铺张之能事，以固宠邀功
另一方面，则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加紧安插亲信，扩张势力。
他以“新朝初立，需才孔亟”为由，将大量投降的明朝旧吏、地方士绅（尤其是与他有同乡、同年或贿赂关系的）提拔到关键岗位，充斥到新设立的六部九卿等衙门之中，迅速编织起一张以他为核心的利益网络。
同时，他继续不遗余力地对苏俊朗的体系进行隐性的打压和渗透，工坊的物资申请被卡得更紧，医院拨付的药材品质时好时坏，学堂偶尔会收到“教学内容需合乎圣道”的警告…这些琐碎却持续的麻烦，不断消耗着苏俊朗的精力，压缩着他的生存空间。
一次，在讨论是否要抽调部分兵力南下试探明军荆州防线的军事会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