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未来税收为担保，承诺足值兑换。
同时，严厉禁绝私铸劣钱，限期收缴旧币，按一定比例（哪怕较低）兑换新钱。
此举虽初期艰难，耗费颇巨，然一旦新币信誉建立，则金融可稳，市场可信，长远之利，不可估量。”
他在奏章最后恳切地强调，这些措施见效虽慢，却是“固本培元”之策，是真正摆脱“流寇”习气、走向“王业”的基石。
与其耗尽库存去支撑一场不知胜负的远征，不如先扎扎实实经营好河洛根本之地。
写罢，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他将奏章密封好，这一次，他选择了相对正规的渠道，通过王府的文书递送系统呈报，希望能被郑重对待。
然而，奏章送入银安殿，便如同泥牛入海，再无回音。
此刻的福王府内，是怎样的光景呢？
李自成正全身心沉浸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新顺王”的冕旒虽已戴上，但登基大典的余热未散，各种繁琐的礼仪、封赏、以及最重要的——
下一步“北伐京师、直捣黄龙”的军事部署，占据了他全部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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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满脑子都是横扫千军、坐上北京龙椅的宏图霸业，对于“工匠待遇”、“商税减免”、“铸新钱”这些琐碎无比、且听起来遥遥无期的“文绉绉”的事情，他本能地感到厌烦和不解。
在他看来，有了刀把子，什么东西抢不来？
何必费那个劲去慢慢生产？
而牛金星，这位“开国宰相”，正忙于巩固自己的权位，忙于安排亲信，忙于起草各种彰显新朝气象的文书告示，更忙于揣摩和迎合李自成那颗急于求成的心。
当他看到苏俊朗这份洋洋洒洒、充满“保护工匠”、“鼓励商贸”字眼的奏章时，嘴角不禁撇起一丝讥诮的冷笑。
“迂腐！
书生之见！”
他将奏章随手扔在堆积如山的文书最底层，对身旁的心腹嗤笑道，
“如今王业初创，正宜乘胜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寰宇！
苏俊朗却在此大谈什么工商末技，缓不济急！
等咱们拿下了北京城，整个天下都是陛下的，何愁没有工匠商人来投？
何必此刻浪费精力于这些微末之事？
真是看不清大势！”
在这对君臣眼中，苏俊朗的奏章，完全是不合时宜的“书生之见”，是“缓不济急”的空谈。
他们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军事胜利和权力扩张，是攻城掠地带来的即时快感和巨大缴获。
建设？
生产？
那太慢了，太麻烦了，远不如掠夺来得直接痛快。
他们的思维，依然牢牢禁锢在“流寇”的逻辑里，从未真正想过如何经营一个可持续的政权。
几天后，苏俊朗通过隐秘渠道得知，他那份倾注了心血的奏章，连被李自成御览的资格都没有，便被牛金星以“琐务冗杂，勿扰圣虑”为由，直接束之高阁，归类于无关紧要的废纸堆中。
得知这个消息时，苏俊朗正站在熙熙攘攘却又死气沉沉的洛阳街市一角。
他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凉和绝望。
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
他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衣衫褴褛的百姓在空荡荡的米店前徘徊，几个兵痞正在殴打一个试图用劣钱买布的妇人，远处传来工匠铺子被强行“征用”的呵斥声……
这一切，都与他奏章中描绘的那个有序、生产、流通的图景，形成了尖锐而残酷的对比。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牛金星，而是整个建立在流寇逻辑上的政权机器。
这个机器的每一个齿轮，都浸透着掠夺的基因，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