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树的声音里带着点兴奋，他从口袋里摸出手电筒，打开光柱照进去——里面放着一个布制的账本，用绳子捆着，旁边还有一叠折叠的纸。他小心翼翼地把账本和纸拿出来，递给
安诺接过账本，布面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用毛笔写着“望溪戏班收支账·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字迹是林晓爷爷的，之前在阿梅的信笺上见过，很工整。她把账本放在戏台的石板地上，江树蹲下来，和她一起解开绳子——绳子已经朽了，一拉就断。
账本的第一页，记着戏班第一次演出的收入：“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溪村戏台首演，收入大洋二十三元，支出木料费五元，余十八元。”后面几页，记着每次演出的收入和支出，还有给戏班成员发的工钱。翻到民国三十六年的一页时，安诺停住了——上面写着“七月二日，捐大洋五十元，用于望溪村修水渠，收款人：老支书父亲周老栓”。
“真的帮村里修过水利！”江树的声音有点激动，他凑过来看，“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老支书总不能说戏台没帮过村里吧？”
安诺继续往下翻，后面还有几处捐款记录：民国三十六年冬，捐大洋三十元给村里的学堂买课本；民国三十七年春，捐大洋二十元给生病的村民治病。账本的最后一页，是民国三十八年的记录，只有一行字：“十月一日，最后一场演出，收入大洋十五元，存于横梁暗格，待戏台重修时用。”
“还有钱？”江树拿起那叠折叠的纸，展开一看，是几张泛黄的纸币，已经有些破损，上面印着“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的字样，刚好十五元。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是林晓爷爷写的：“戏班散了，钱留着，总有一天，戏台会再开的。”
安诺把纸条夹进账本里，心里忽然觉得很沉。原来望溪戏班不只是唱戏，还一直帮着村里，老支书不知道这些，才觉得戏台没用。她想起老支书父亲的名字，周老栓，小时候听奶奶说过，是个很和善的老人，当年修水渠的时候，天天在工地上盯着，没想到那水渠的钱，有一部分是戏班捐的。
“该去找林晓和李爷爷了。”江树把账本和钱小心地放进帆布包，“现在证据够了，明天去找老支书，他应该会改变主意。”
两人锁好戏台的门，往村西头走。月光下，村里的房屋都静悄悄的，只有几家还亮着灯。路过林晓家时，窗户里透出灯光，还能听见翻东西的声音。江树敲了敲门，林晓很快开了门，手里拿着一本旧日记，脸上满是兴奋。
“你们来了！我找到我爷爷的日记了！”林晓把日记递给安诺，“里面记着，民国三十六年修水渠的时候，戏班捐了五十元，我爷爷还去工地上帮忙了，说周老栓特别感谢戏班，说要是没有那五十元，水渠就修不成了。”
安诺把账本拿出来，递给林晓：“我们也找到了证据，你看，这里记着捐款的事，还有你爷爷写的纸条。”
林晓翻开账本，看到父亲的字迹，眼睛有点红：“我爷爷总说，戏班是望溪村的一部分，我以前不懂，现在懂了。”
正说着，李爷爷也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旧茶杯，杯子里的茶水已经凉了。“老支书的事打听清楚了。”他坐在林晓家的八仙桌上，喝了口凉茶，“张婶说，老支书昨天跟镇上干部吵了一架，干部说要是不盖仓库，就不给村里批粮食补贴。老支书没办法，才说要拆戏台，其实他心里不想拆，晚上还在院子里叹气，说对不起他爹，当年他爹最喜欢去戏台看戏了。”
“他爹就是周老栓，当年修水渠的那个。”安诺把账本里捐钱的那页指给李爷爷看，“你看，这里记着，戏班捐了五十元给水渠，收款人就是周老栓。”
李爷爷凑过来看，眼睛一下子亮了：“这就好办了！老支书最敬重他爹，要是让他知道，他爹当年受了戏班的帮，还会想拆戏台吗？明天我们把账本、日记、捐款名单都带去，再跟他说旅游的事，他肯定会同意留着戏台。”
林晓把日记和账本放在一起，又拿出之前找到的戏服残片、阿梅的信笺：“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