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堆得有点高，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只能低着头，慢慢往自己的床尾挪。怀里的衣服散发着难闻的味道，让他胃里一阵翻腾，他赶紧屏住呼吸，脚步放得更轻。路过赵建军的床边时，赵建军突然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 “快点洗，别磨蹭”，吓得李明宇瞬间僵在原地，怀里的衣服差点掉在地上。
他站在原地等了几秒，见赵建军没再动静，才继续往前走，心脏还在砰砰直跳。好不容易把衣服放到自己床尾，他松了口气，却又觉得一阵委屈 —— 在这之前，他虽然孤僻，却也从没干过替别人洗衣服的活，更别说还是这么脏的衣服。可在这里，为了能安安稳稳改造，他只能一次次妥协，一次次忍受。
他把肥皂放在衣服旁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衣服上的污渍，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明天早上要早点起来，先把赵建军的工装外套泡上，那上面的水泥渍难洗，得多搓几遍；周海涛的衬衫领口要用肥皂多抹点，才能洗干净；吴小亮的裤子破了洞，洗的时候要小心点，别再洗烂了，不然又要被骂。
李明宇在监狱里的第一个冬天来得格外早，寒风裹着雪粒子砸在铁窗上，发出 “簌簌” 的声响。他裹紧了单薄的囚服，蹲在洗衣池边，双手泡在刺骨的冷水里，搓洗着赵建军那件沾着水泥渍的工装外套。肥皂在手里滑了好几次，冻得发红的指尖几乎没了知觉，可他不敢停 —— 要是洗得慢了，又要招来一顿打骂。
入狱这一年，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出工，要么在车间里组装零件，要么去操场打扫卫生，中午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教育课，回到宿舍还要替赵建军他们洗衣服、叠被子。饭菜永远是寡淡的白菜豆腐，偶尔能见到一点油星，就已经算是改善伙食。有人问过他 “在这儿过得怎么样”，他总是低着头不说话 —— 在监狱里搞经济改造，本就是来赎罪的，又不是来享福的，“过得好” 这三个字，从来就不属于这里。
他见过同宿舍的人因为想家偷偷哭，也见过有人因为受不了苦想绝食，可他从来没抱怨过。不是不委屈，而是知道委屈没用 —— 是他自己当初一时冲动犯了错，伤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现在的苦，都是他应得的。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起父亲李建国，想起父亲在他入狱那天来看他时的样子。
那天李建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见到他的时候，只是沉默地站了很久，最后才沙哑着嗓子说：“明宇，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爸还等着……” 后面的话没说完，他就别过了头，像是怕被儿子看到自己红了的眼眶。
从那以后，李建国就再也没来过。李明宇知道，父亲不是不想来，而是实在没心思 —— 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又犯了错进了监狱，双重打击下，父亲李建国选择守着分拣车间那片堆满包裹的场地，没日没夜地干活。快递厂的分拣车间永远是喧闹的，传送带 “轰隆隆” 地运转着，扫描枪的 “滴滴” 声此起彼伏，包裹在传送带上堆叠如山，散发着纸箱与胶带的味道。李建国就守在最靠近出口的分拣口，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甚至有时要连值夜班，双手几乎没有停过。他的指甲缝里嵌满了胶带的胶痕，洗了好几次都洗不掉，手背因为常年搬卸重物，布满了深浅不一的伤痕，冬天一冷，就裂出细小的口子，渗出血丝。
分拣车间的冬天格外冷，车间的大门时常敞开着，寒风裹着雪花灌进来，吹得人骨头缝都疼。李建国没买新的棉衣，还是穿着去年那件旧外套，里面套着两件薄毛衣，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搓搓手、跺跺脚，继续分拣包裹。有次他分拣一个重包裹时，没站稳，差点摔在传送带上，旁边的同事赶紧扶住他，劝他歇会儿，他却摇了摇头，把包裹搬上货车，又回到分拣口，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监狱的午后总有种说不出的沉闷，阳光透过铁窗，在地面投下一道窄窄的光影，尘埃在光里浮动，却驱不散空气里的压抑。李明宇坐在床沿，手里攥着半块从午饭省下来的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