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那几年，王玲的日子是泡在苦水里过的。学费是假期在餐馆端盘子、发传单攒的，生活费靠课间去图书馆整理书籍、帮教授抄录资料拼凑。父亲王建国一分钱没给过，偶尔打电话来，不是问她攒了多少，就是骂她“女孩子读大学浪费钱”。
真正的噩梦，是从她毕业挣钱那天开始的。
父亲老了，干不动重活，便把她当成了新的“提款机”。起初是几百几百地要，后来是几千几千地拿，理由永远是“你小叔家要添家具”“你小姑的孩子要报兴趣班”。她的工资刚到账，还没捂热，就被父亲以各种名义转走，转头就成了弟弟妹妹家的开销。
王玲不是没反抗过。她看清了父亲眼里只有弟弟妹妹，哪有半分对女儿的疼惜？可她刚说一句“不”，父亲就闹到了她单位。在办公室里撒泼打滚，对着她的领导同事哭嚎，说她翅膀硬了就不赡养老人，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她换了三份工作，父亲总能像闻着血腥味的狼一样找过来。最后一次，她狠下心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跑到千里之外的外省，以为能彻底摆脱。
没想到，父亲竟找去了当地电视台。镜头前，他头发凌乱，涕泪横流，把自己塑造成被女儿抛弃的可怜老人，哭诉她“赚了大钱就不认爹”“连过年都不回家”。那段采访一播，王玲成了街坊邻里口中的“不孝女”。
她百口莫辩，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再次找上门。
从那以后，她彻底没了反抗的力气。工资到账的提示音，几乎成了催命符——父亲的信息总会准时发来，理由千奇百怪，从“你小叔的车该保养了”到“你小姑家的狗病了”，归根结底都是要钱。
而那些年父亲闹出来的名声，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有人介绍对象，对方一打听她的“事迹”，无不避之不及。哪个男人愿意娶一个被父亲缠上、背后拖着重担的女人？
于是，她就这么单着，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再到如今四十岁，孑然一身，无牵无挂。
王玲猛地攥紧手机，指节泛白，胸口那股熟悉的钝痛再次袭来，比癌症的疼痛更尖锐，更刺骨。
胸口的剧痛突然翻涌上来，像有团烈火在五脏六腑里炸开。王玲下意识地捂住心口，却止不住一股腥甜猛地冲上喉咙——
“噗——”
一口暗红的血直直喷溅在光洁的地砖上，像一朵骤然绽放的绝望之花。
她眼前一黑，身体失去所有支撑，重重向后倒去。后脑勺磕在冰凉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可她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意识消散的最后一秒，她好像又看到了母亲临终前那双含着泪的眼睛，看到了自己十八岁时攥着皱巴巴的打工钱站在大学校门口的模样，还看到了父亲在电视台镜头前涕泪横流的脸。
那些被辜负的、被掠夺的、被碾碎的人生片段，像走马灯一样闪过，最终都归于一片死寂。
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地照在她脸上，那双曾经映过无数委屈与隐忍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手里的手机滑落在地，屏幕还亮着，停留在父亲那句催要两万块的消息上，像一个冰冷的句点，草草结束了她这被拖累至死的一生。
终究，还是没熬过这三个月。
或许这样也好，终于不用再被那无休止的索取裹挟，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了。
头痛欲裂，耳边的争吵声像两把钝刀反复拉锯，王玲费力地掀开眼皮，视线先是模糊一片，随即慢慢聚焦——她正坐在褪色的碎花沙发上，身下的布料磨得皮肤有些发痒。环顾四周，斑驳的石灰墙壁，墙上挂着的老旧挂历，还有角落里那台嗡嗡作响的风扇……这分明是她家早就被拆迁的老房子！
怎么回事？
不等她理清头绪，争吵声再次炸响在耳边。
“王建国！你还有脸说！这个月工资又一分没拿回来！家里米缸都见底了，玲玲下个月要交的学费你不管，反倒把钱给你那个游手好闲的弟弟买酒喝？”女人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却又透着一股决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