慌和执念便又占据了上风。她对自己说：我没错，我的东西，我想给谁就给谁。昊昊姓程，他延续的是我们老程家的香火。
女儿建红一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哥哥的指责像一根刺扎在心里。赵明虽然从不说什么，但男人固有的自尊让他对那笔“未来财产”感到别扭，甚至开始下意识地减少带昊昊去岳母家的频率，仿佛怕坐实了哥嫂的指控。
然而，现实的引力是巨大的。建红和赵明都是普通工薪阶层，抚养两个孩子压力不小。母亲明确的态度，像一道无法忽视的光，照亮了未来可能的坦途。潜移默化中，建红去母亲那里跑得更勤了，昊昊的玩具、衣服，明显好了起来，嘴里也常常挂着“姥姥最好”。程凤英享受着这种围绕和依赖，这让她感到自己依然被需要，自己的决定是“有价值”的。
她开始更积极地规划遗嘱，甚至带着昊昊去看了那套位置最好、准备留给他的学区房，絮絮叨叨地告诉他：“昊昊，以后这就是你的家，要用功读书，给咱们老程家争气。”
六岁的孩子懵懂地点头，他还不明白“程”这个姓氏，在未来将为他带来什么，又将夺走什么。
第三章：风烛下的权衡
时间悄然流逝，又是一年秋天。程凤英因一场急性肺炎住进了医院。病来如山倒，她在病床上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住院期间，大儿子建国只在入院当天匆匆来过一次，放下一个果篮，呆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倒是女儿建红，忙前忙后，夜里陪床，熬得眼睛通红。小程昊被赵明带来，用稚嫩的声音说“姥姥快点好起来”，那一刻，程凤英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比正确。
然而，同病房一位老太太的话，却在她心里投下了石子。那天，老太太的女儿女婿为医药费分摊问题在走廊吵了起来，声音传进病房。老太太叹着气对程凤英说：“老姐姐，看到没？钱这东西，有时候是蜜糖，有时候是砒霜。弄不好，就把儿女的心都弄散了。人老了，图个啥？不就图个身边热热闹闹，儿女和睦吗？”
程凤英沉默了。她望着窗外凋零的梧桐树叶，第一次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她想起建国离去时那隐含着失望和疏离的背影，想起秀芬通红的眼圈，想起婷婷越来越少的露面。她给予昊昊的“大部分”，似乎正在亲手将儿子一家从自己身边推开。而建红一家的殷勤，在病中看来，似乎也掺杂了一些让她不愿深究的东西。
出院那天，是建红和赵明来接的。回到家，冷清的房子里缺少烟火气。她坐在惯常坐的沙发上，摩挲着老伴儿去世前常坐的那个位置，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她拿出那份起草好的遗嘱草案，看着上面清晰的财产分配——百分之七十给程昊，剩下的百分之三十由李建国和李建红平分。白纸黑字，冰冷而决绝。
她问自己：用大部分财产，绑定一个姓氏，换来的可能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一家，和一个形同陌路的儿子一家，外加一个或许因财富而失去奋斗动力的外孙，真的值得吗？用物质的砝码，去强行平衡血脉传承的执念，压上去的，会不会是整个家庭最后的温情？
第四章：未定的终章
程凤英最终没有立刻签署那份遗嘱。
她把它锁进了抽屉深处。她告诉建红，遗嘱的事情以后再说。她对前来探望、态度似乎缓和了一些的建国，破天荒地没有提起任何关于财产的话题，只是细细问了问婷婷的学习情况。
她开始尝试着，在每周固定给建国打个电话，不说财产，只问家常；她也悄悄塞给婷婷零花钱，告诉她“奶奶给的，买点喜欢的”；她甚至在某次家庭聚会（虽然建国一家依旧缺席）后，对建红和赵明说：“昊昊和萌萌（建红的小女儿）都是好孩子，以后的路，还得靠他们自己走。”
变化是微小的，如同早春冰面下的暗流。儿子一家的坚冰似乎有了一丝融化的迹象，女儿一家则显得有些困惑和不安。
程凤英知道，横亘在这个家庭之间的巨大裂痕，并非一次病后反思就能弥合。那份锁在抽屉里的遗嘱，像一颗沉默的定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