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搜集的日军士兵思乡厌战的素材，可以派上用场了。政治处的宣传干事们，可以据此编写日文传单，内容要温情，要戳中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故乡的樱花、母亲的期盼、妻子的等待。还可以将一些我们缴获的、无关军事机密的日军家书复印件，用弓箭或土制‘炮弹’射入敌营。阵前喊话也要跟上，选择夜深人静时，用日语喊话，内容不要空洞的政治口号，就念那些思乡的诗句，唱他们故乡的民谣《荒城之月》之类的。”
傅必元政委重重一拍桌子：“好！就这么办！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我们要用乡音、亲情，瓦解他们的战斗意志。这项工作，我亲自抓。我这就去组织懂日语的同志和反战同盟的朋友，编写传单，培训喊话员。我们要让这些日本兵明白，他们不是在为‘圣战’而死，而是在为军国主义的野心白白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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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方案迅速确定。我们三人分工明确，傅团长负责军事层面的佯动、施压和“遗弃”假情报的导演；傅必元政委负责全部的政治宣传和心理攻势的组织实施；我则居中协调，提供情报支持，并根据战场反馈，及时调整心理战的具体策略和细节。
行动随即展开。
接下来的几天，马家集周围成了无声的战场。我军的狙击手们如同幽灵，昼伏夜出，精准而冷酷地收割着敢于暴露的敌军头目。一名日军小队长在炮楼外视察工事时被一枪毙命，一名嚣张的军曹在巡逻途中永远倒下……恐慌在敌军中蔓延，他们甚至不敢轻易走出工事晒太阳。夜间，零星的枪声和偶尔爆炸的、他们看不懂的“新式武器”，更增添了这种恐惧。
傅团长导演的“遗落文件”大戏也如期上演。一支精干的侦察分队，“偶然”撞上了日军一支运输小队，双方“激烈”交火，侦察分队在“击毙”数名敌军后，“被迫”丢弃了一个公文包撤退。据内线传来的模糊消息，坂田在看到那些文件后，勃然大怒，当场摔了杯子，随后几天，据点内的气氛明显紧张，伪军军官被频繁叫去问话，甚至有两名日军曹长因“行为可疑”被关了禁闭。猜疑的种子，已然种下。
而政委主导的政治攻势，则如同绵绵春雨，悄无声息地浸润着敌人干涸和麻木的心灵。印制精美的日文传单，有的画着樱花树下望眼欲穿的母亲，有的写着“待君归”的俳句，乘着夜风，飘入马家集。更有甚者，我们用改良过的掷弹筒，将一些包裹着冰糖和传单的“宣传品”打了进去。起初，敌人还会开枪射击，或者将传单上交。但几天后，我们发现，有些传单明显被人仔细阅读后藏了起来。夜晚，当我军喊话员用略带口音但情真意切的日语，吟诵“月色明兮，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此处借用意境相近的中国诗句，以示文化渗透）时，敌阵地上往往一片死寂，那种沉默，比枪炮声更让人感到一种力量。
一天夜里，我正在指挥所分析最新的侦察报告，傅必元政委兴冲冲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老傅，参谋长，你们看！内线冒死送出来的。”
傅水恒团长接过纸条，我凑过去看，上面是歪歪扭扭的汉字，显然写的人很匆忙：“传单有效，多人偷藏。坂田暴躁，疑神疑鬼。伪军人心浮动，恐有变。”
“哈哈！”傅水恒团长畅快地大笑起来，“看来咱们这‘三板斧’，砍到点子上了！这心理战，比真刀真枪干还累心，可见效了！”
我心中也松了一口气，但不敢大意：“团长，政委，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敌人内部压力已经积聚，我们需要再加一把火，一个决定性的契机，促使他们内部生变，或者彻底崩溃。”
“哦？你有什么想法？”傅团长和政委同时看向我。
“我们需要一次‘临门一脚’。”我指着地图上马家集侧翼的一个伪军据点，“这里，驻守的是伪军连长赵有才，此人素有油滑之名，并非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据情报，他最近因为物资分配问题，刚被坂田训斥过，心怀怨怼。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他进行一次‘精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