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是战争更容易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还是和平建设更容易？”
战士们沉默了。
傅政委耐心解释：“如果能用暂时的忍耐，换取和平建设的时间，哪怕只有一年、半年，我们就能恢复生产，改善民生，壮大力量。这难道不是对我们奋斗目标更有利吗？我们追求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一时的痛快。当然，和平不是乞求来的，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我们现在越是克制，越是做好战斗准备，真正的和平才越有可能到来，即便和平破裂，我们也能以更强的姿态投入战斗。”
而我，则更多地利用我“参谋长”的身份和系统赋予我的、超越时代的宏观视角，向营团级干部分析全局。我会在地图前，指着东北、华北、华东各个战略方向，分析国民党军的调动情况，美国援助的规模，以及我党在其他解放区的应对策略。我告诉他们，重庆谈判只是全局斗争的一环，我们在独立师防区的坚守和准备，是与全国战场息息相关的。我们的冷静和克制，正是在配合党中央的全局战略。
“同志们，”我常常这样总结，“我们现在就像下棋，不能只看眼前一步。毛主席去重庆，是一步牵动全局的妙手。我们在这里稳坐钓鱼台，扎紧篱笆，练好内功，就是为这盘大棋奠定了最坚实的根基。”
除了内部的思想工作，应对国民党军不断制造的摩擦，更是对我们定力和智慧的考验。谈判期间，摩擦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小股部队的试探性进攻、争夺边缘村镇、骚扰我地方政权的事件时有发生。
每一次接到这类报告，指挥部的气氛都会瞬间紧张。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师部。年轻参谋们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带兵打回去。
“参谋长，他们又越界了！吃掉他一个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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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嚣张了！这是看准了我们不敢还手吗？”
面对群情激愤，我们师部领导必须保持极度的冷静。傅水恒师长虽然每次都气得额头青筋直跳，但他会强迫自己看向我和傅政委。
傅政委总是先问清楚细节：对方兵力、意图、有无开火、当地民众反应。然后他会强调：“‘针锋相对’，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要打在七寸上。政治揭露和军事威慑要同步进行。”
我会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建议：“立刻调动部队，形成优势兵力对其形成反包围和压迫态势，但不首先开火。同时，通过明码电报和发布新闻的方式，将他们的挑衅行为公之于众，控诉他们破坏谈判，制造摩擦。我们要让全国人民都看清，是谁在破坏和平。”
很多时候，这种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凌厉的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就能迫使对方退缩。偶尔遇到冥顽不灵、企图制造更大事端的，我们则在报请上级批准后，选择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予坚决、果断、干净利落的打击，打则必胜，打完后迅速撤回，并立即公布真相，强调自己是自卫还击。
这种斗争，分寸感的拿捏至关重要。既不能示弱，导致根据地被蚕食；也不能过火，授人以柄，破坏谈判大局。那段时间，我们师部几乎夜夜灯火通明，分析情报，研判形势，做出决策。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而在这一切纷繁复杂的斗争之余，我们内心深处，最牵挂的，还是远在重庆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危。电台成了我们与外界最重要的联系纽带。每天，我们都盼望着能从延安、从重庆传来好消息，又害怕听到任何不利的消息。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机要科送来一份急电，内容是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最新情况通报。我们三人立刻围在一起，逐字逐句地阅读。当读到毛主席在机场发表谈话，表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及他从容与各界人士交往时，我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傅政委感慨道：“主席真是胸襟如海，胆略超人。身处险境，依然谈笑风生，心系国家和人民。”
傅水恒师长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