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旧木柜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墙壁被烟熏得发黑，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坑坑洼洼。唯一的‘电器’，可能就是那盏昏暗的电灯泡了。”
他的描述，比我自己当年所见，更添了几分心酸。我知道傅水恒清贫，但听国涛以一位现任省委书记的视角重新描述，那种视觉和心灵的冲击力，无疑是放大了无数倍。
“他招呼我坐下，用一个带着豁口的碗给我倒水。”李国涛继续说着，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和不解，“镇里、县里的干部跟在我后面，脸都吓白了。我当时就火了，扭头就问他们：‘这就是我们战斗英雄的家？！这就是为我们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傅水恒同志的生活条件？！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能想象当时场面有多尴尬，地方干部们的惶恐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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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猜傅营长怎么说？”李国涛苦笑一声，“他摆摆手，很平静地对我说：‘国涛，不怪他们。是我自己不要。镇里、县里几次要给我修房子，给我安排工作，我都拒绝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吃得饱，穿得暖，乡亲们信我，我能带着大家把地种好，多打粮食，这比什么都强。’”
“他就是这么个人。”我叹了口气，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骄傲，也有心疼。
“是啊……他就是这么个人……”李国涛喃喃道，“后来，他指着窗外那片绿油油的田地，跟我说，那是他们改造好的热诚地，亩产现在能到八九百斤，他的技术在全县都推广开了，让很多以前吃不饱饭的乡亲，现在粮仓都满了。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才有光，那种光，跟我当年在作战地图前看到他眼睛里放的光，一模一样！”
“他把战场搬到了这里。”我说，“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知识和这双手。”
“对！就是这样！”李国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老首长，您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我李国涛，坐在省委大楼里，每天经手多少项目，批阅多少文件，自以为也在为人民服务。可跟傅营长一比，我……我简直无地自容！他守着清贫，却创造了实实在在的、能让千万人吃饱肚子的财富！他深藏功与名，却赢得了乡亲们发自内心的爱戴！我进去的时候，村里那些老人、孩子，看他的眼神，那不是看一个官，也不是看一个退伍兵，那是看自家的亲人，是看主心骨！”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池溪村村民那一声声亲切的“恒仔”、“水恒叔”。
“老首长，我还看到了那个箱子。”李国涛的声音再次低沉下去，“就是那个，他装勋章的旧木箱子。还在他床头放着，锁着。我问他，还时常打开看看吗？他沉默了一下，说，‘有时候想老兄弟们了，就看看。看看他们，就觉得，我现在吃的这点苦，不算什么。’”
电话两端，都陷入了沉默。只有电流的滋滋声，仿佛在传递着我们心中共同的、汹涌澎湃的情感。
“国涛，”我打破了沉默，“见到老傅，对你而言，是好事。这比你读多少文件，开多少会议，都更能让你看清，我们当初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现在又应该为了什么而奋斗。”
“我明白，老首长。”李国涛的声音变得坚定起来，“这次下去，原本只是例行调研，没想到，遇到了傅营长，给我上了这辈子最深刻的一课。什么是对党的忠诚，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淡泊名利，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傅营长，他用他这几十年的行动，给我，给我们所有知道他故事的人，立起了一座丰碑！”
“那座丰碑，不在荣誉室里，而在田野上，在乡亲们的心里。”我补充道。
“是的，在田野上，在心里。”李国涛重复道，随即，他的语气带上了一丝决断，“老首长，我知道傅营长的脾气，直接给他物质上的帮助，他肯定不会要，反而会让他不安。但是，他推广的那个农业技术，他对池溪村、对朋口镇、乃至对整个连城县农业发展的规划和设想，省里可以研究，可以在政策、资金和技术力量上给予更大的支持！我们要把他点亮的这盏灯，让它照得更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