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那么复杂的情况下去管，我怕我力不从心，耽误了国家的大事，辜负了中央的信任。”
他指了指墙上那张手绘的地图，又指了指窗外的田野：“我的根在这里，我的战场在这里。离开了这片土地，离开了这些朝夕相处的乡亲，我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恐怕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文件，能比得上我天天泡在田里，亲手摸摸秧苗，看看土色更踏实吗？”
“可是，老营长，您可以带团队，可以做决策……”组织部长试图解释。
“决策？”傅水恒轻轻摇头，“决策需要基于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我习惯了在基层跑，习惯了跟农民面对面交流。到了那个位置，难免会被各种事务、各种应酬缠身，下基层恐怕就成了‘视察’，还能像现在这样，卷起裤腿就下田，蹲在田埂就跟老表聊天吗？我怕久而久之，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那不是我傅水恒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我能做好的事情。”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无比诚恳，甚至带着一丝恳切：“国涛，你们的心意，中央的厚爱，我懂。但是，我真的不适合。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志向，就想着守好脚下这块地，带好身边这群人，让大家都能吃饱饭，日子有点盼头。这就够了。”
屋里再次陷入沉默。他的话，像一记记重锤，敲打在我们的心上。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虚伪矫饰，只有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知，对脚下土地的深沉眷恋，和对“为人民服务”方式的独特理解。
我想起了他常挂在嘴边，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座右铭：“当官不为民造福，不如回家种红薯。”在他心中，“官”的大小从来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为民造福”才是。他认为，在池溪村当一名普通的农民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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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那些削尖脑袋、苦心钻营，甚至不惜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只为满足一己私欲、追求权力带来的虚荣和利益的人，形成了何等鲜明、何等刺目的对比！
我想起了他的家庭。他是烈属，他的爷爷早年也牺牲在战场上。按照国家政策，他完全可以享受相应的抚恤和补助，改善自己的生活。可是，据我所知，他从未向组织开过口，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特殊补助。尽管生活清贫至此，他依然无怨无悔，靠着自己的双手和乡亲们的信任，默默地耕耘、奉献。
这种克己奉公、甘守清贫的境界，又令多少享受着国家俸禄、却还在抱怨待遇不高、甚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汗颜！
我看着他那张被风霜雕刻得沟壑纵横的脸，看着他那双因长期劳作而粗糙变形的手，看着他身上那件打着补丁的旧军装，再环顾这间家徒四壁的小屋……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和崇高的敬意交织在一起，涌上我的心头。
我所有准备劝说的话，都哽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在他纯粹的精神世界和坚定的价值选择面前，任何基于世俗逻辑的劝说，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甚至是一种亵渎。
组织部长和农业厅长也沉默了，他们显然也被傅水恒这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深深震撼。
良久，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站起身，走到他面前，郑重地说道：“老营长，您的决定，我明白了。您的想法，我会如实、完整地向中央汇报。请您放心，无论您在哪里，在什么岗位，您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摸索出的技术，我们一定会继续全力支持，让它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造福更多的农民！”
他笑了，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而真诚的笑容。他也站起身，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国涛，这样就很好！我还是那句话，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就在这里，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等着看全国的农民兄弟，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们离开池溪村的时候，心情与来时截然不同。没有了兴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感动和深刻的反思。
傅水恒，用他婉拒赴京的惊人决定，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这一课，关于自知之明，关于初心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