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像一个巨大、明亮、高效运转的蜂巢。光滑如镜的地面反射着顶棚刺眼的灯光，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皮革和无数旅人汇聚的复杂气息。巨大的电子显示屏滚动着航班信息，广播里中英文交替的提示音清脆而疏离。拖着行李箱的商务人士步履匆匆，归家的旅客脸上带着倦意和期待，旅游团的小旗子在人流中晃动。
在这片繁忙而有序的洪流中，“林薇”的身影显得格外渺小、格格不入。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在土耳棋大巴扎淘来的廉价蓝色工装外套，背着一个鼓鼓囊囊、印着俗气花卉图案的劣质人造革挎包。蜡黄的脸上是长途飞行后的极度疲惫和病态的苍白，深陷的眼窝下是浓重的阴影，嘴唇干裂起皮。她微微佝偻着背，脚步虚浮，混杂在一群同样带着大包小裹、风尘仆仆的东南亚劳工队伍里，朝着“中国公民\/外国人入境检查”的通道缓慢移动。
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右肩胛骨下方溃烂的伤口在高烧和紧张的双重刺激下，如同埋着一块烧红的烙铁，每一次心跳都带来撕裂肺腑的剧痛，冷汗浸透了里层的破旧t恤，黏腻地贴在皮肤上。左腿旧伤的炎症也在隐隐灼烧。她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压制住身体的颤抖和想要咳嗽的冲动，努力维持着“林薇”这个底层劳工应有的麻木、疲惫和一丝初到贵境的惶恐。
轮到她。她将挎包放在脚边，用沾着汗渍、微微颤抖的手，将护照（一本伪造得极其逼真、但经不起深度核验的证件，这是“渡船”遗产中她唯一没敢丢弃的东西）和那张在伊斯坦布尔地下诊所换来的、皱巴巴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复印件，递进检查窗口。
窗口后的边检警官是个年轻女性，面容严肃。她接过证件，目光锐利地扫过护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眼神有些呆滞、肤色暗沉的普通亚洲女性面孔，与眼前这个脸色蜡黄、病恹恹的女人有五六分相似，疲惫和病态是最好的伪装。
警官的指尖在键盘上快速敲击，屏幕幽光映亮她的脸庞。时间一秒一秒流逝，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林薇”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呼吸放得极轻，心脏却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她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奔流的轰鸣声。
“从哪里来？” 警官用标准普通话问，目光并未离开屏幕。
“土…土耳棋，伊斯坦布尔。” “林薇”抬起头，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磕磕绊绊的普通话回答，眼神里带着刻意放大的茫然和紧张。
“来做什么？”
“打…打工。洗碗…清洁…什么都行。” 她指了指自己挎包，仿佛里面装着全部家当和希望，“听说…港岛…工钱好点。”
警官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似乎在评估她的状态和话语的真实性。又低头看了看那张粗糙的“健康证明”。证明上“适合一般体力劳动”的字样和那个模糊的诊所印章，似乎打消了她部分疑虑。
“滴。” 一声轻响，护照被盖章递出。
“可以了，下一个。”
刚走出几步，旁边一个穿着白大褂、手持红外测温仪的检疫人员拦住了她。“女士，请稍等，例行体温检测。”
红外光点落在她的额头上。“林薇”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高烧！她知道自己体温绝对不正常！
果然，测温仪发出轻微的“嘀嘀”报警声，屏幕显示：38.6c。
检疫人员眉头立刻皱紧：“体温偏高。请跟我到这边来，需要进一步询问和检查。”
她被带到了旁边一个用屏风隔开的临时检疫点。空气里消毒水味更浓。一个年长些的检疫官坐在桌子后，目光如炬：“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有没有咳嗽、呼吸困难？去过疫区吗？有没有接触过病人？” 问题如同连珠炮。
“林薇”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惶恐和委屈：“没…没去疫区。就是…就是路上太累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又闷又热…在土耳棋果园干活就…就有点晕，可能中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