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还没化尽时，槐香村的山楂林就冒出了新绿。韩立蹲在西坡的荒地上，看着三柱叔带人栽下的幼苗，指尖拂过带着绒毛的芽尖——这是用合作社的钱买的新品种，据说挂果多、甜度高，是县农科所的技术员特意推荐的。
“韩立妹子，你看这苗栽得周正不？”三柱叔直起腰，手掌在裤腿上蹭着泥，“按技术员说的，坑挖三尺深，底肥拌了咱村的羊粪，保准来年就能蹿半人高。”
韩立往坑里撒了把草木灰，这是她从储物袋里翻出来的“老法子”，能防虫害。“再浇点山泉水，”她指着坡下的小溪，“那水甜，养出来的果子也带劲。”
哑叔背着个竹篓走过来，篓里装着刚割的艾草，要垫在苗根下防潮。他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艾草铺在土缝里，指腹抚过幼苗的茎秆，像在摸自家娃的脸蛋。
“哑叔，歇会儿。”韩立递过去个粗瓷碗，里面是李寡妇熬的米汤，还卧了个鸡蛋，“今早刚煮的，趁热喝。”
哑叔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烤得焦脆的红薯干，塞给韩立就转身往坡上走——那里还有二十棵苗等着栽，他得赶在日头上来前弄完。韩立咬了口红薯干，甜香混着艾草的清苦，倒比城里卖的点心更有滋味。
一、酒坊里的新章程
栽完最后一棵苗时，祠堂旁的酒坊正好上梁。老木匠吆喝着“上梁大吉”，带着徒弟往梁上抛馒头，孩子们疯抢着跑，鞋上的泥点溅在新刷的白墙上，像开了片小野花。
“这酒坊比俺家堂屋还亮堂！”二婶子踮着脚往里瞅，新砌的灶台泛着青灰色的光，十几个大陶缸靠墙摆着，缸口盖着红布，是李寡妇连夜绣的“福”字。
韩立踩着木梯爬上阁楼，这里要当储酒室，通风干燥。她摸了摸梁上的木纹，忽然想起老支书说的——这酒坊的木料，是拆了村西头的旧庙换来的，“老物件有灵性，酿出来的酒也带着股子精气神”。
“技术员说的酒曲发来了！”石头骑着三轮车从镇上回来，车斗里装着个木箱子，上面印着“县酒厂专供”的字样，“王主任托人捎的，说比咱自己做的曲发酵快三成。”
打开箱子，一股淡淡的麦香飘出来。酒曲被压成方块，上面还印着细密的花纹。李寡妇的男人戴着老花镜，按说明书上的比例称着曲：“一斤野枣配二两曲，加三斤山泉水，发酵四十九天……都记好了，差一钱都不行。”
他现在是酒坊的“掌事”，每天拿着账本记发酵时间、温度，连缸沿的水珠都要数一遍。二婶子总打趣他“比伺候娃还上心”，他却瞪着眼说：“这酒是要进超市的，差一点就砸了咱村的招牌！”
韩立往第一个陶缸里倒野枣，是哑叔前阵子晒干的，肉厚核小。她抓起一把扔进缸，“哗啦”一声，惊得梁上的燕子扑棱棱飞起来。“再加把劲！”她喊着号子，掌心被枣刺扎出小血珠，混着汗水滴进缸里，倒像给这坛酒添了点血性。
二婶子娘家的酒师傅站在一旁指点：“枣子得压实，不然发酵时会泛酸。”他手里拿着根枣木杵，一下下往缸里捣，动作沉稳得像在敲钟，“等发酵到第三十天，我教你们‘翻缸’，那时候的酒香能飘出三里地。”
孩子们扒着门框看，鼻子使劲嗅着，仿佛已经闻到了酒香。石头举着个红漆牌子往墙上挂，上面是张老师写的“槐香酒坊”，字里的撇捺都带着点酒意的舒展。
二、城里来的考察团
酒坊刚收拾停当，县农科所的考察团就来了。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同志，姓周，手里拿着笔记本，走到哪记到哪，连田埂上的野草都要问两句。
“你们这合作社搞得规范啊，”周同志指着西坡的山楂苗，“行距、株距都合标准，还用上了测土配方肥，比有些专业果园还讲究。”
老支书蹲在田埂上，烟袋锅在手里转着：“都是韩立妹子的主意，她说咱庄稼人不能光靠力气，还得信科学。”
走到酒坊时，周同志被陶缸里的野枣吸引了：“这枣品种不错，含糖量能到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