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佐藤一郎左手垂在身侧，看似随意晃动，实则拇指内扣紧握成拳——这是日军间谍间传递“目标确认，待命行动”的暗号，我在史料中曾见过相关记载，此刻见之，心头骤然一紧。
果然，日军早已布下眼线。我不动声色地抬手整理衣领，对青禾与陈墨递去暗号。青禾立刻会意，捧着几箱贴着“纺织品样品”标签的木箱走上前，与沈兰用中文高声交谈：“这次来德国是采购纺织机器，听说汉堡的设备最先进，跟军工半点关系都没有。”沈兰配合着点头，故意打开药箱展示里面的普通药品，两人语气自然，引来不少路人侧目。
陈墨则拿着一份伪造的“货物清单”，走到码头管理员身边假意核对，大声用德语询问仓储费用，将间谍的注意力牢牢吸引过去。趁着这个间隙，我带着三名北洋军官与核心图纸，悄悄换乘一辆提前预约的马车，朝着埃森的方向疾驰而去。马车驶过汉堡的街道，蒸汽机车的轰鸣声与马车铃铛声交织，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图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与数据，承载着一个民族抵御外侮的希望。
抵达埃森时已是深夜，克虏伯造船厂的轮廓，在夜色中格外醒目，高大的烟囱冒着黑烟，机器轰鸣声即便在数里之外都清晰可闻。这座始建于19世纪初的造船厂，是欧洲顶尖的军工企业，曾为北洋水师建造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如今却成了我们改写历史的关键之地。次日清晨，我带着陈墨如约见到造船厂总工程师施密特，一位头发花白、眼神锐利的德国老人，胸前别着一枚象征荣誉的铁十字勋章。
“施密特先生，久仰大名。”我开门见山，将提前与陈墨绘制的定远级改良方案推到他面前，“我们需要复刻两艘定远级铁甲舰，但有几处必须修改——主炮基座两侧加装新式速射炮基座，舰体装甲厚度维持原有标准，航速提升至15节，工期最多四个月。”
施密特拿起图纸仔细翻阅，眉头渐渐皱起，连连摆手：“苏先生，这不可能！四个月工期太紧了，钢板切割、锅炉安装、火炮校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仓促完工会影响舰艇质量。”
陈墨上前一步，拿出详细的技术参数对照表，用流利的德语逐一反驳：“施密特先生，我们采用欧洲最新的分段建造工艺，可同时进行舰体与武器系统的组装，这能节省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而且我们已提前准备好部分关键零件的设计图纸，贵厂只需按图加工即可。”他指着图纸上的标注，条理清晰地阐述技术可行性，每一个数据都精准无误，让施密特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我适时抛出筹码，语气强硬却不失分寸：“我们可以加价10%，预付一半定金，但也有附加条件——晚一天交付，扣除一成尾款；若质量不达标，我们不仅会追究违约责任，还会向欧洲军工界公开此事。”这句话戳中了克虏伯造船厂的要害，他们最重声誉，绝不愿因延时或质量问题影响后续订单。
施密特沉默良久，反复核算图纸上的工期与成本，最终伸出手：“苏先生，成交！我会亲自监督施工，确保按时交付合格的舰艇。”我握住他的手，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这一步，我们走对了。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在造船厂附近租了一套公寓，从此便以船坞为家。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带着陈墨钻进船坞，刺鼻的铁锈味与机油味扑面而来，巨大的起重机轰鸣着吊运钢板，工人们穿着工装忙碌穿梭，德国人那时已经如此发达了，大清真是太落后了。陈墨全程紧盯施工环节，钢板切割的厚度、锅炉安装的精度、火炮校准的误差，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时不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