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比银行存款高多了”、“跟存银行定期差不多，但利息高”、“以后养老有保障”等等，对于其中长期的流动性风险、提前退保的巨大损失、收益的不确定性等关键问题，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干脆含糊其辞。
马法官的妻子本身对金融产品不了解，又是亲戚推销，碍于情面，再加上被高收益承诺所吸引，在这位表弟的软磨硬泡下，几乎没怎么细看条款，就晕乎乎地签了字，投了五十多万，这几乎是家里一笔不小的积蓄。
事后，马法官偶然问起家里的资金安排，他妻子才说起买了份“高收益理财”。
马法官是法律专业人士，心思缜密，仔细一看保单合同条款，立刻发现了问题：这根本不是什么“高息存款”，而是一款长期、流动性很差的保险产品，前期退保损失极大，所谓的“高收益”只是基于假定的演示利率，根本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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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即就火了，和媳妇大吵一架，责怪她如此轻率。媳妇也觉得委屈，说是表弟再三保证没问题才买的。
马法官立刻让媳妇联系表弟，要求退保。可这个时候，媳妇的表弟先是推诿，后来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没过多久，听说他离职了。他媳妇还不好意思继续找。
这下马法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媳妇被亲戚忽悠，家里资金被套，责任人还跑路了。他觉得自己一家成了冤大头。他直接找到保险公司，要求全额退保并道歉。
但保险公司的回应让他更加郁闷。对方出示了投保时的“双录”资料，流程上看起来似乎没啥大问题，营销员（他那个远房表弟）确实提到了一些风险提示，虽然语速快、力度轻。保险公司据此认为自身流程合规，拒绝承认“销售误导”，只同意按合同现金价值退保，那要损失一大笔钱。
马法官认为这是保险公司在利用格式条款和信息优势“店大欺客”，那个“双录”根本就是走过场，没有真正起到告知作用。
他觉得自己虽然是法官，但在面对强大的金融机构时，依然像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维权艰难。
这种无力感，加上对妻子的愧疚和对自己疏忽的懊恼，让他更加执着地想要讨个“说法”，坚持要保险公司承认“欺诈”，而不仅仅是退钱那么简单。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诉求，带上了一些情绪和尊严的因素。
王忠磊在电话里对王兵说：“王兵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老马这人，说实在的，有点轴，但道理还是讲的。他现在是骑虎难下，跟老婆吵了架，心里憋着火，觉得被保险公司和那个跑路的亲戚合伙坑了。保险公司那边咬死流程没问题，他这边又拿不出实质证据，就僵在这儿了。他觉得要是就这么认了，这口气咽不下去。”
王兵仔细消化着这些信息，脑中飞快地分析着。“老领导，太感谢您和张主任了！这下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是那个跑路的营销员，他是马法官家的亲戚，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也是可能的突破口。”
“哦？怎么说？”王忠磊问道。
“您想，保险公司之所以强硬，是因为表面证据对他们有利，他们怕的是开先例。但如果能让保险公司意识到，这个营销员本身的行为是有问题的，甚至可能涉嫌违规（比如诱导客户、未充分告知），而且他现在失联了，这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特殊情况’的理由。
保险公司的梁总，我接触过，他其实是想妥善处理、息事宁人的，只是苦于没有由头去说服省公司。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切入，或许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下的台阶。”
“嗯，有道理。”王忠磊表示赞同，“那你的下一步打算是？”
“我想请张主任再帮个忙，看看能不能安排一次更直接一点的沟通。不用正式场合，就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以协调矛盾的身份，和马法官当面聊一聊。
一方面表示我们对这件事的重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把一些行业内的实际情况和可能的解决路径，坦诚地跟他沟通一下。关键是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在真心实意帮他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