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局党委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确实离不开地方的配合。”李组长回应道。
“但是，李组长，”钟秋雨话锋一转，脸上露出适当的忧虑，“作为我们江林局的主要负责人，我最近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瞒你说，现在局里，特别是各处室和地市分局，人心比较浮动，很多正常工作受到了影响。”
他列举了几个具体例子，比如重要文件流转慢、协调会议难以召开、一些干部心思不在工作上等等。
“廖辉、钱雨峰的问题，必须查清楚，这是原则。但江林省的金融监管工作，也不能停滞不前啊。现在经济金融形势复杂，我们肩上担子很重，万一在这个当口，因为内部运转不畅，导致辖区内出现什么风险事件，那……这个责任，你我都担待不起。”
钟秋雨没有提纪检组约谈方式的问题，而是从工作大局、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谈，这样既点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又不至于让对方觉得是在指责办案。
李组长沉吟了一下，他当然明白钟秋雨的意思。作为经验丰富的纪检干部，他何尝不知道频繁约谈带来的副作用？但办案有办案的规律和需要，有些时候，这种阵痛是难免的。
“钟局，你的担忧我理解。”李组长缓缓说道，“我们也在抓紧推进。不过，目前遇到一些困难。廖辉很不配合，几乎不开口。而其他一些同志……”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反映的情况，比较多地集中在了钱雨峰同志身上。这给核实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钟秋雨心中一动，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说：“李组长，恕我直言。钱雨峰已经去世，很多事死无对证。现在大家都往一个无法开口的人身上推，这会不会是某种……策略？
如果调查方向被这样引导，恐怕很难触及真正核心的问题，也难以对廖辉形成有效突破。反而会让一些真正有问题的人混水摸鱼，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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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到为止，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确：现在的调查方式，可能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反而偏离了真正的目标。
李组长目光闪烁了一下，显然钟秋雨的话说中了他内心的某些疑虑。他叹了口气：“钟局，你说的情况，我们也有考虑。但办案讲究证据。现在缺乏直接证据撬开廖辉的嘴，从外围了解情况是必要的程序。至于效果……确实需要评估。”
钟秋雨知道火候差不多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李组长，你看这样是否可行。调查肯定要继续，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方式上，能不能更讲究一些策略和效率？
比如，对于一些明显是跟风、撇清关系的谈话，是否可以加快节奏，减少不必要的耗时？
对于关键岗位的干部，如果确实工作需要，约谈是否可以尽量避开核心工作时间，或者提前做一些沟通，让我们这边也好有个安排，确保工作不断档？”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突破口。不能总在外围打转，被各种烟雾弹迷惑。廖辉才是关键。能不能集中精锐力量，研究一下如何突破廖辉？他在系统内工作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弱点，也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做得天衣无缝。总会有知情人，有蛛丝马迹。钱雨峰死了，但活着的、和廖辉有密切关联的，难道就只有钱雨峰一个吗，他的家人、情妇、白手套等等？”
钟秋雨的话，既是建议，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提醒和推动。他希望纪检组能调整策略，提高效率，尽快找到突破口，结束目前这种僵持和混乱的局面。
李组长沉思了很久。办公室里只剩下茶杯轻轻碰撞的声音。他知道钟秋雨的压力，也明白对方说的有道理。长期在江林局里搞“人海战术”式的谈话，效果不佳，影响却恶劣，这也不是上级派他们下来的初衷。
终于，李组长抬起头，神色凝重地说：“钟局，你的意见很中肯，我会认真考虑，并向总会汇报。我们下来是为了查清问题、促进工作，而不是添乱。关于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