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出半点差错。这时候跟反革命家属走得近，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爹是老实人，你娘也本分，俩小的还那么小，你可得为他们着想。别一时心软，毁了全家。”
两大爷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都在理，却也像两把刀子，把那点仅存的恻隐之心割得鲜血淋漓。何雨柱知道，他们说得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划清界限”不是冷漠，是自保，更是对家人的责任。
他默默地转身，没再捡地上的窝窝，也没再看许大茂的房门，一步一步往家走。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沉重，像踩着棉花，又像踩着刀尖。
回到家，何母看他脸色不对，问他咋了。他没说许大茂的事，只说有点累。何母也没多问，给他端了碗热粥，让他暖暖身子。
喝着热粥，看着爹娘和弟弟妹妹说说笑笑的样子，何雨柱心里渐渐坚定起来。他不能因为一时的不忍，让这个家再次陷入危机。有些距离，必须保持；有些界限，必须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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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何雨柱开始刻意避开许大茂。
早上上学，他会特意等许大茂出门之后再走，或者干脆提前几分钟，错开碰面的时间。放学回来，要是看见许大茂在院里，他就绕着走，从后门进家。在院里碰见，他会立刻低下头，加快脚步，假装没看见。
有一次，何雨华在院里玩弹弓，不小心把石子打到了许大茂的窗户上，吓得赶紧跑回家。何雨柱知道后，没打也没骂，只是严肃地告诉弟弟：“以后别在中院玩，离许家远点。”
何雨华不明白：“为啥啊？许大茂哥以前还给过我糖吃呢。”
“没有为啥，听哥的话就行。”何雨柱的声音有些生硬。他没法跟六岁的弟弟解释什么是“反革命家属”，什么是“划清界限”，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保护他。
何雨水比弟弟懂事些，虽然没说话，却默默地把自己绣了一半的帕子收了起来——那帕子，她原本是想送给许大茂的，让他擦擦脸。
院里的人都看出了何雨柱的刻意疏远，没人说什么，反而觉得理所当然。在这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自保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只有许大茂，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偶尔出来打水、倒垃圾，碰见何雨柱，也只是飞快地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匆匆忙忙地回屋。
有一次，何雨柱去粮店买粮，正好碰见许大茂也在排队。两人隔着几个人，谁也没看谁。轮到许大茂时，粮店的伙计态度很差，秤打得不足，还故意把粗粮往他布袋里塞。许大茂没吭声，默默地付了钱，拎着粮袋往外走。
何雨柱看着他单薄的背影，被风一吹，仿佛随时会倒下，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他想上前说句什么，脚却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半步。他知道，只要他往前走一步，周围人的目光就会像刀子一样扎过来，那些“跟反革命家属勾结”的谣言，就会立刻传开。
最终，他还是站在原地，看着许大茂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回到家，何母看他手里的粮袋，奇怪地问：“咋买了这么多？咱家吃不了。”
“多买点存着，省得总跑。”何雨柱低声说，把多出的那点粮食藏进了空间。他不敢带回家，怕爹娘问起，只能用这种方式，稍微弥补一下心里的愧疚。
日子一天天过去，镇反运动的风头渐渐过去，四合院的气氛缓和了些。二大爷刘海中又开始在院里指手画脚，三大爷阎埠贵也敢出门跟人下棋了，只有许家，依旧像个孤岛，笼罩在死寂之中。
许大茂退学了。街道安排他去了一家砖窑厂干活，据说很辛苦，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浑身是泥，倒头就睡，几乎跟院里人断了所有来往。
何雨柱偶尔会在深夜听见许大茂屋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那声音在寂静的院里格外清晰，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着他的心。他知道，自己和许大茂之间，已经隔了一道看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