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巡逻—打探—休整”的节奏里过着。白天，林子里很静，除了巡逻的人走动的脚步声，就只有鸟叫和风吹树叶的声音。战士们大多靠在树干上打盹，有的把绑腿解下来晾晒，有的拿着木棍在地上画战术图——几个打过仗的老兵，正给年轻战士讲怎么躲子弹，怎么拼刺刀，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什么秘密。
冯虎和冯栋每天都要去东边的大路探几次，回来时总能带来些消息：“今天看到两个国民党兵在路边的茶馆喝茶，听他们说，营里最近要换营长，新营长还没到，现在是副营长管事”“下午有个骑马的军官从大路过，后面跟着四个护兵，看方向是往军营去的”。刘志刚把这些消息都记在心里，用炭笔写在一张破纸上，贴在树干上，每天睡前都要看一遍。
到了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双喜和冯伟就出发去县城了。刘志刚特意叫住贺峻霖：“今天下午你去老槐树下，按之前约好的，三点准时到。”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半盒火柴，“要是有人跟你搭话，你就问‘有洋火吗？’，他要是说‘只抽旱烟，不用洋火’，你再跟他走。记住，别带枪，就揣把匕首，万一出事，往东边的高粱地跑，那里有我们的人接应。”
贺峻霖接过布包，攥在手里：“刚哥放心，我记着呢。”他是侦察兵出身，这种接头的事做过好几次，可这次不一样——关系到两百多人的性命，还有两当兵变的成败，他不敢有半点马虎。
中午的时候，刘双喜和冯伟回来了。这次刘双喜的竹筐里多了个陶罐，里面装着一斤盐，还有几个煮熟的红薯；冯伟的柴捆里裹着件旧棉袄，是从老乡手里换的。“刚哥，这次运气好，城南的张老汉肯卖给我们盐，他还说，军营里最近在查‘可疑分子’，晚上九点以后就不让士兵出营了。”刘双喜喘着气说，“我还看到军营的墙上贴了告示，说4月4号要‘整训’，让士兵们都待在营里，不许请假。”
刘志刚眼睛一亮——4月4号，离现在还有两天，正好是清明节。“好，记下来。”他让吴新辉把这个消息添在那张破纸上，又对贺峻霖说：“下午去接头，问问对方是不是4月4号行动。”
下午两点半，贺峻霖整理了下衣裳，把匕首藏在腰带里，从灌木丛后绕出去，朝着县城外的老槐树走。路上没遇到人，只有风吹着路边的野草，发出沙沙的声。老槐树在大路旁，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枝桠上还挂着些去年的枯叶。贺峻霖走到树底下，假装系鞋带，眼睛却留意着四周——冯虎和冯栋就躲在不远处的高粱地里，手里拿着弹弓，要是有情况，他们会先用弹弓打石子警示。
三点整，一个穿着灰布便装的年轻人朝老槐树走来。他个子不高，皮肤白净，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衣，袖口挽到胳膊肘，手里攥着顶旧草帽。走到离贺峻霖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下脚步，开口问：“兄弟，有洋火吗？”
贺峻霖抬起头，看了看对方的眼睛——那眼睛亮得很，透着股机灵劲儿。他按约定回答：“我只抽旱烟，不用洋火。”
年轻人立刻笑了，上前一步，压低声音说：“你好同志，我是飞虎，王泰吉同志的警卫员。”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递给贺峻霖——那是本国民党的军官证，照片上是眼前的年轻人，名字写着“闫飞腾”，职务是“警卫员”。
贺峻霖接过军官证，翻了翻，里面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飞虎归巢”四个字，笔迹跟刘志丹同志信上的有些像。他把军官证还给闫飞腾，点了点头：“飞虎同志，我是猎鹰。雪豹让我来跟你对接。”
闫飞腾左右看了看，拉着贺峻霖往老槐树后面走，那里有个土坡，能挡住路人的视线。他从鞋底夹层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来——是张简易的军营布防图，上面用炭笔标着哨卡、武器库、军官宿舍和士兵营房的位置。
“王泰吉同志决定，4月4号上午十点准时兵变。”闫飞腾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却很快，“到时候，营里会先响三声枪响，那是信号。我们这边，也就是王泰吉同志带的人，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