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国用，不涉怪力乱神”。
这小小的一步，对吴铭而言却意义重大。他终于为新明理念的传播，在大明体制内撕开了一道合法的口子。
就在吴铭忙于工坊和格物院事务时，远在边关的长子吴定国，托军中信使送来了一封家书。
信是用还显稚嫩的笔迹写就的，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远超年龄的坚毅。信中，吴定国描述了他随外公徐达巡边、参与小规模斥候战、学习骑射兵法的经历，也写到了边塞的苦寒与将士们的艰辛。他没有叫苦，反而在信末写道：“……父亲，边关将士所用弓刀甲胄，多有不堪。儿亲眼见一队正，因刀劣，与虏贼交战时刀折人亡……若我大明军士，皆能如天津工坊所出火铳般犀利，何惧北虏？儿在此一切安好，勿念。唯愿父亲在京，能多造利械，壮我大明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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