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昼的阳光突然透过冰馆穹顶的缝隙，在冰台上投下一道菱形的光斑，刚好落在姜稚脚边。她低头看了眼那片光，又抬眼望向台下——第一排的陆宴州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对着她，屏幕反射的光映在他眼底；贺星灼手里的笔记本停在半空，笔尖悬着，显然在认真听她说话。背后的情绪灯墙依旧是纯粹的白色，腕带传来的微凉触感，像在提醒她“此刻很稳”。
“大家好，我是姜稚。”她又重复了一遍开场白，这次声音里多了点笑意，“刚才后台技术人员说，现在全球有3200万人在看直播——这个数字让我想起第一次去梯田镇时，看到的香菇棚数量，刚好也是320个。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被看见’原来能连接这么多人。但在这之前，我其实很怕这种‘被看见’，怕自己说不好，怕自己的紧张被放大，更怕辜负别人的期待。”
冰台脚下的透明屏幕上，一条来自梯田镇的弹幕慢慢飘过：“姜稚姐！我是合作社的小王，李叔在旁边看直播呢！” 姜稚看到这条弹幕，眼睛亮了亮，顺势拉开第一个故事的序幕：
“第一个故事，就从梯田镇的320个香菇棚说起。三年前我做农产品电商，第一次去收香菇时，带了3万块现金，装在黑色的帆布包里，沉甸甸的。那天清晨下着雾，山路很滑，我跟着合作社的人走到香菇棚时，十几个农民已经在棚外等着了。他们大多穿着深蓝色的旧外套，裤脚沾着泥，手里攥着竹篮，里面是刚摘的新鲜香菇，伞盖上还挂着水珠。”
她顿了顿，指尖轻轻摩挲着外套口袋——那里还放着一张塑封好的旧纸条，是当年李叔写给她的。“我当时特别紧张，不敢跟他们对视，怕自己说错话。合作社的人帮我清点香菇重量时，我就盯着自己的鞋尖，心里反复演练‘按合同价付款’这句话，可等真正要递钱时，还是卡壳了。最后是李叔先开的口，他说‘姑娘，天冷，先喝碗热茶’，然后把一个搪瓷杯递到我手里，杯子还带着体温，茶是炒过的野茶，有点涩，却很暖。”
“那天我收完香菇，没跟任何人说‘谢谢’，只是把钱一张张数好，塞进他们递来的塑料袋里，然后转身就走。回去的路上，助理跟我说，有个老奶奶偷偷往我包里塞了一袋晒干的香菇脚，说‘炖肉香’。我当时没敢回头，直到晚上回到民宿，才打开那个塑料袋——里面除了香菇脚，还有一张纸条，是李叔写的，字歪歪扭扭：‘姑娘，你给的钱比合同多了200，我们香菇卖得好，不用多给。下次来，我带你看最早开的那批香菇。’”
姜稚把那张塑封的纸条从口袋里拿出来，举到聚光灯下。纸条边缘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被水浸过，有些模糊，却能清晰看到末尾画的小香菇。“我拿着这张纸条，突然觉得很愧疚。我一直以为‘不说话’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却忘了别人可能在期待一句简单的‘谢谢’，期待一个真诚的眼神。后来我改了收香菇的方式：每次去之前，都会让无人机飞得低一点，拍下每个香菇棚的样子，做成小视频发给他们，告诉他们‘你们种的香菇长得很好’；付钱时，会把现金放进厚一点的牛皮信封，在信封上写清楚‘XX斤香菇，XX元’，再附上一句‘谢谢辛苦种植’；遇到年纪大的农民，还会让助理帮忙把钱换成零钱，方便他们存放。”
“有次我又去梯田镇，李叔拉着我去看他的香菇棚，说‘姑娘，你看这香菇，比去年大了一圈’。那天他还教我怎么分辨香菇的好坏，怎么判断菌棒的湿度。临走时，他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香菇，他说‘这是最好的一批，给你留的’。我接过布包，终于敢看着他的眼睛说‘谢谢李叔，辛苦您了’。他当时笑得特别开心，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
说到这里，冰台侧屏突然切到梯田镇的实时画面：李叔坐在合作社的院子里，手里拿着那个搪瓷杯，对着镜头挥手，旁边的小王举着一张牛皮信封，上面“谢谢辛苦种植”几个字格外醒目。台下响起一阵轻柔的掌声，弹幕里刷起了“原来真诚比语言更重要”“这才是最好的交易”，情绪灯墙的白色里，悄悄掺了点淡粉——心率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