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公开的，都原原本本地告诉知青们。让他们清楚，什么样的条件符合回城，需要办理哪些手续。避免他们因为信息不对称，胡思乱想，或者被一些谣言蛊惑。”
“第二，公平对待。对于确实符合政策、有门路回城的，比如我们屯里的知青，我们屯里不设卡，不刁难，甚至主动帮他们跟公社沟通，出具相关证明。让他们看到，走正轨是能走得通的。同时，对于那些暂时不符合条件，或者没门路的，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安心在生产队劳动，屯里不会亏待他们，该记工分记工分，该分粮分粮，把他们和本地社员一视同仁。”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建国加重了语气，“就是要把后果讲清楚，尤其是那些想用装病、消极怠工、甚至散布谣言等手段达到目的的人。”
他目光扫过林支书等人：“我们可以明确告诉他们，这些行为，首先是对他们自己不负责任。装病，一旦被查实，就是思想品德问题，记入档案，那是一辈子的污点，就算以后有机会回城，哪个单位愿意要一个档案里有这种记录的人？消极怠工，影响生产任务完成，损害的是集体利益，屯子里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扣罚工分，甚至影响口粮分配。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生活。”
“更重要的是，”秦建国声音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这些行为，会严重破坏他们在上级领导眼中的印象。公社、县里的领导都不傻，青，不是因为政策允许、表现优秀而被推荐回城，而是靠着闹、靠着耍手段回去的，就算一时得逞，档案里也会留下不光彩的一笔。将来安置工作，好的单位、好的岗位，会优先考虑那些表现好、踏实肯干的，还是会考虑这些有‘前科’的？这笔账，得让他们自己算清楚。”
林支书等人听得连连点头，眼睛亮了起来。秦建国这番话，条理清晰，既有理解，也有底线，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
“建国，你这话在理！”林支书一拍大腿，“光是我们苦口婆心劝，他们觉得是卡他们。要是把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尤其是对他们自己未来的影响掰开了揉碎了讲，只要不是真糊涂，总能听进去几分！”
王铁柱也道：“对！尤其是档案和将来安置的问题，这点必须强调！这帮年轻人，有时候就是只顾眼前，不想长远！”
秦建国见他们听进去了，便趁热打铁：“几位叔叔，如果你们觉得可行，可以找个机会，把我们几个屯的知青集中起来，或者各自回去开个会，就把这些道理，结合政策，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谈一次。态度要诚恳，既要理解他们的思乡之情，也要明确指出歪门邪道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只要安心劳动，遵守纪律，符合政策了，屯里一定支持他们回城；即使暂时回不去，在屯子里好好干，一样有出路，有前途。比如我们屯正在搞的山货试点，将来也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参与管理和技术工作。”
老支书赵大山赞许地看着秦建国，补充道：“建国说得对。咱们当支书的，不能光压，还得给年轻人指条明路，让他们看到，在农村，也一样能有所作为。当然，该立的规矩必须立住，对于那些屡教不改、严重影响生产和屯子稳定的，该上报公社处理就上报，绝不能姑息。慈不掌兵，义不掌财，管一个屯子也一样。”
几位老支书心里有了底，酒喝得也畅快了些。接下来的话题，又回到了各自屯子的生产、过冬准备上，气氛轻松了不少。
饭后，老支书们又坐着聊了会儿天才各自骑着自行车离去。送走客人，秦建国和沈念秋收拾着碗筷。
沈念秋轻声说：“你刚才说得很好。知青问题，说到底还是要靠政策和引导，光靠压是压不住的。”
秦建国叹了口气：“道理是这么说，但具体到每个屯子，每个知青，情况都不同。林子书他们回去，能不能把这事办好，还难说。尤其是那些来了七八年、甚至十年的老知青，矛盾积累太深了，不是一次谈话就能解决的。”
“尽力而为吧。”沈念秋安慰道，“至少，我们给出了一个方向。而且，我觉得你最后提到的，让知青参与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