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像一把钝刀子，刮过白雪覆盖的山峦，卷起地面上的雪沫，打在脸上生疼。一九七八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凛冽一些。大兴安岭边缘的靠山屯，蜷缩在这片银装素裹中，唯有几缕炊烟倔强地升腾，显示着人间的生气。
秦建国裹紧了厚重的棉袄，脚上蹬着靰鞡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巡山的路上。护林点的小木屋在他身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自从矿山征地、他顺势接手屯里工副业小组后，时间又过去了好几个月。表面上看，他依然是那个尽职尽责、偶尔帮指挥部跑腿的护林员和边缘干事，但内里，他的人生轨迹已经悄然拐了一个大弯。
砖窑在离旧址更靠近公社方向的山坳里重新建了起来，规模比原来大了近一倍。蜂场也搬迁到了更深远、蜜源更丰富的山林边缘。靠着那笔“争取”来的补偿款和秦建国从指挥部拉来的第一批砖瓦订单，靠山屯的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呈现出一种病态的亢奋式发展。他被社员们推举为工副业小组的组长，虽然不占屯委会的正式编制，但话语权甚至超过了支书赵大山。他手里捏着砖窑的生产安排、蜂场蜂蜜的销售渠道，甚至还组织起一支由屯里青壮年组成的“基建队”，承揽了矿山指挥部一些零碎的土方和平整场地的活儿。
这一切，都让他那个藏在房梁上的小木匣，比以前厚实了不少。但他并未感到轻松，反而有一种更深的焦虑，如同这冬日里潜藏在积雪下的冰层，看似坚固，实则暗藏裂缝。
“建国！建国哥！”
一个急切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秦建国回头，看到屯里的年轻后生孙福贵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孙福贵是基建队的骨干，也是秦建国比较信任的人之一。
“咋了？慌里慌张的。”秦建国停下脚步，眉头微蹙。
“不好了，建国哥！”孙福贵跑到跟前，扶着膝盖大口喘气，“砖窑……砖窑出事了！”
秦建国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不动声色：“慢慢说，出啥事了？”
“是……是郑股长！”孙福贵压低声音，脸上带着愤懑和后怕，“他带人来检查，说咱们新烧出来的这批青砖，尺寸不合规范，硬度也不够，是次品！要全部退货！还说要重新评估咱们的供货资格！”
秦建国的心沉了下去。尺寸不合？硬度不够？这分明是欲加之罪！新砖窑的土质是他亲自带人勘测的，烧窑的老师傅也是屯里最有经验的，出的砖质量甚至比旧窑还好。郑股长这是……嫌上次征地补偿那点“辛苦费”不够？还是有了别的想法？
他瞬间明白了，这是来自“合作伙伴”的反噬。郑股长那条贪婪的饿狼，尝到了甜头，自然不会满足于一次性的贿赂。他要把靠山屯的工副业，特别是这棵刚刚重新立起来的“摇钱树”——砖窑，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或者，至少能随时咬下一块肥肉。
“赵支书呢？”秦建国冷静地问。
“大山叔正在那陪着说好话呢，可郑股长根本不听，脸色难看得很！”
秦建国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肺部一阵刺痛。“走，回去看看。”
下山的路上，秦建国的大脑飞速运转。硬顶？肯定不行。郑股长握着指挥部后勤物资验收的大权，他说砖不合格，那就是不合格，矿山建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付款，甚至索赔。靠山屯刚刚起步的集体经济，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服软？那就意味着要满足郑股长更大的胃口，而且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永无止境。这将是一个无底洞。
必须想个办法，既要把眼前的危机度过去，又要尽可能地摆脱，或者至少是制衡郑股长的掣肘。
快到砖窑时，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那里。郑股长穿着蓝色的干部棉服，背着手，脸色阴沉地站在一堆新出窑的青砖前。赵大山在一旁，陪着笑脸，额头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几个指挥部的随行人员，面无表情。
“郑股长，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也好准备准备。”秦建国快步上前，脸上堆起热情的笑容，仿佛根本没看到现场紧张的气氛。
郑股长斜睨了他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