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四夷、沟通西域，都成了帝国日常运转的一部分，井然有序。他透过这些文书，冷眼审视着这个正在逐渐恢复生机的庞大帝国，同时也估量着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价值和位置。
偶尔，他也会听到一些风雅之事。曹丕召集文人编纂前所未有的类书《皇览》，其所作的《典论·论文》在士大夫间争相传抄，引领文坛风气。司马懿对此只是听听而已，他深知，在这乱世，文章辞赋终究只是锦上添花，真正的力量，源于权柄与兵马。但他也了然，这种文化氛围，亦是曹丕塑造其“文皇帝”形象、笼络士人之心的重要手段。
而那位曾才惊四座的弟弟，雍丘王曹植，其消息则越来越少。只在一次关于诸侯王俸禄的例行公文上，司马懿看到了他的名字。据说他在封地终日饮酒赋诗，行为愈发乖张，被朝廷派去的“国相”严密监视着。昔日的夺嫡之争，七步成诗的惊心动魄，都已化作一页被轻轻翻过的故纸。
窗外的梧桐叶子已快落尽，露出了光秃的枝丫，直指冬日苍白的天空。司马懿站在尚书台的高窗前，望着远处皇宫巍峨的飞檐。内部的梳理已初见成效，北疆西域暂无大患，蜀汉蛰伏无力北顾。
然而，他深知，那位坐在至尊之位上的皇帝，那颗被权力、猜忌和野望填满的心，绝不会甘于久享这平静。风暴，总是在积聚之后再次降临。
果然，黄初五年的春风吹绿枝头时，来自南方的军报再次变得频繁。江东孙权，虽表面恭顺，却始终拒绝送出质子，且在江防上屡有小动作。
洛阳皇宫的朝会上，那股熟悉的、躁动好战的气息又开始弥漫。曹丕的目光一次次扫过殿下的武将，扫过巨大的舆图上的长江沿线。
司马懿垂首立于文臣班列之首，心中已然明了。皇帝的注意力，再次不可逆转地转向了南方。第二次伐吴的筹备，已在无声中提上日程。
他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岔路口。是争取军功，跃马江边？还是坚守这他已驾驭纯熟、且能最大限度积累实力与威望的后方？答案，似乎早已在他那深不见底的眼眸中沉淀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