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第二响。
夜风像一条冰冷的蛇，沿着病号服宽大的袖口钻进来，舔舐着我的皮肤——那触感滑腻而阴寒，仿佛有无数细小的鳞片擦过前臂，激起一阵阵鸡皮疙瘩。
我听见风在耳廓边缘呜咽，像谁在低语，又像某种古老咒语的余音。
我没有动，任由那股寒意从手腕蔓延至肩胛，因为它必须渗入骨髓。
我需要这具身体的每一寸都记住这种冰冷，以便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将它完美地伪装成死亡的温度。
顾昭亭就站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梧桐树影里，他像一尊沉默的雕像，只有指间偶尔闪现的微弱火光，暴露了他内心的焦灼。
烟头明灭时发出细微的“嘶”声，像是压抑的喘息；灰烬簌簌落下，在寂静中如同沙漏的低语。
他在抽烟，一根接一根，用尼古丁的苦涩来压制即将到来的巨大压力。
我能闻到那股焦油混着薄荷的刺鼻气味，随风飘来，与夜露的湿冷交织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他是我计划中最脆弱，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他的签字，是为我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钟声，第三响。
沉闷而悠长，像一个巨人的叹息，在空旷的疗养院上空盘旋。
余音未散时，我感到脚下的青石板微微震颤，仿佛大地也在回应这仪式的节拍。
我能感觉到，暗处有几双眼睛正牢牢地锁定着我们——他们藏在灌木后、墙角阴影里，像猎犬般静默。
他们是老K的“执行人”，是这场仪式的“见证者”，也是确保猎物不会逃脱的“牧羊犬”。
他们不在乎真相，不在乎生命，他们只在乎仪式的每一个步骤是否都精准无误。
就像母亲当年一样，他们只关心钟声是否敲满七下，死亡报告是否有人签字。
我的手指在袖筒里，轻轻搭在了那个微型扩音器的开关上。
它很小，像一块冰凉的纽扣，金属外壳贴着指尖，透出地下深处的寒意。
我闭上眼睛，金手指的能力在脑海中瞬间被调用。
眼前不再是疗养院的庭院，而是十几年前，同样一个夜晚的监控录像。
画面是黑白的，噪点闪烁，像老电视信号不良时跳动的雪花，但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重现。
母亲穿着和我身上一模一样的病号服，她的头发凌乱，贴在汗湿的脸颊上，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不解。
她没有反抗，只是木然地站着，任由那些穿着白大衣的人摆布。
她身边的“见证者”，不是顾昭亭，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他的脸上挂着公式化的悲悯，手套摩擦病历本的声音清晰可辨，像刀片刮过玻璃。
钟声，第四响。
记忆中的钟声与现实的钟声重叠在一起，产生了令人心悸的共鸣。
那声音不只是进入耳朵，更从颅骨深处震荡开来，震得牙根发酸。
我看到母亲在第四声钟响时，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她指尖泛白，指甲抠进掌心，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她看向钟楼的方向，像是在祈求，又像是在诅咒。
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她无力改变。
而我，不能颤抖。
我将所有的情绪都压进了心脏最深处，用理智的冰墙将它们层层封锁。
我不是来重演悲剧的，我是来终结它的。
钟声，第五响。
时间仿佛被拉成了粘稠的丝线，缓慢而沉重。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沉稳得像节拍器，在胸腔中规律地震动，每一次搏动都带着温热的血流感。
我甚至能分辨出空气中不同层次的声音：风吹过梧桐叶的沙沙声，像无数细碎的脚步；远处山林里夜枭的啼叫，短促而凄厉，划破夜幕；还有顾昭亭脚下，碾碎烟蒂时那一声细微的“咔嚓”声——脆响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