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太原，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灰扑扑的街道，卷起地上的积雪和碎纸屑，打着旋儿扑向行色匆匆的路人。天空是压抑的铅灰色，仿佛一块巨大的脏抹布，沉沉地盖在城市上空，连带着人们的心情也蒙上了一层阴翳。
但与这严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里几大粮店门前诡异的热闹。不是抢购的热闹，而是一种焦灼的、带着绝望气息的聚集。穿着破旧棉袄的市民、农户，搓着手，跺着脚，伸长了脖子望着那高高挂起的、一日三变的粮价牌，每一次数字的跳动，都引来一片压抑的惊呼和更深的愁苦。
“又涨了！这糙米早上还是三块大洋一担，这才过晌午，就三块五了！还让不让人活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看着“丰泰粮行”门前的牌子，嘴唇哆嗦着，眼里满是血丝。
“王老哥，别说糙米了，你看那‘德昌隆’的陈米，都敢要四块了！这世道……”旁边一个中年人重重叹了口气，把怀里揣着的那几块叮当响的大洋捏得死紧，却怎么也迈不进那高高的门槛。
街角，几个半大孩子围着一个小炭炉，炉子上架着个破瓦罐，里面煮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水。他们的母亲，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正小心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小半袋麸皮，犹豫着是不是要再抓一把进去。
民心，如同这太原城上空的天气，阴郁，寒冷，且暗流汹涌。而这股暗流的源头，便是那几家掌控着太原乃至小半个山西粮食命脉的大粮商——丰泰的赵守仁、德昌隆的钱广进、万裕号的孙满仓、聚丰行的周福贵以及瑞升堂的李万财。这五位，年龄都在五十开外，穿着绫罗绸缎的棉袍，外罩昂贵的皮坎肩，此刻正聚在赵守仁家烧着暖烘烘炭火的书房里，品着香茗，脸上非但没有愁容，反而洋溢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诸位，诸位，”赵守仁放下景德镇的细瓷茶杯，捋了捋山羊胡，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聂帅那边，前两天放出来的那点平价粮，看样子是撑不住了。我派人打听过，他们从外面运粮，主要还是靠马车，一天能进来几百吨顶天了。咱们几家联手，悄悄吃进他一千六七百吨，他库里还能剩多少？”
钱广进胖乎乎的手指敲着桌面，嘿嘿一笑：“赵老哥说得是。八路军？打仗是厉害，可这做生意，平抑物价？他们还嫩点！山西今年什么年景？咱们心里门清！他聂帅还能凭空变出粮食来？等他们把底子掏空，嘿嘿……”他没说下去，但意思不言而喻。
孙满仓比较谨慎：“我听说，那个新冒出来的冈田商会，还有八路自己开的益民商店，也在放粮，而且量不小。”
周福贵撇撇嘴：“冈田？那是日本人搞的幌子，能信？益民商店？小打小闹，不成气候。关键是聂帅那边，只要他把平价粮卖光了，这太原城的米价，就得由咱们说了算！”他脸上露出一丝狠厉，“人吃五谷杂粮，一天都少不了。到时候，十块大洋一担，也得有人买！”
李万财没说话，只是默默点头，眼神里同样是对暴利的渴望。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算计的，并非仅仅是聂帅领导的太原抗日民主政府，更是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存在。
八路军第二纵队指挥部，会议室里，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寒意，却驱不散此刻弥漫在空气中的一丝凝重。
聂帅坐在主位，眉头微锁，听着后勤部门同志的汇报。情况很不乐观，几家大粮商联手囤积，暗中收购民主政府放出的平价粮，导致粮价刚有回落又迅猛反弹，市场上谣言四起，说八路军粮食将尽，限购是为了拖延时间。民心浮动，再这样下去，恐怕会生出乱子。
“聂帅，”王信庭沉声道，“这几个奸商，是铁了心要发国难财啊！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熊德诚指着地图：“是不是可以让部队协助，加强运输？或者，从其他根据地调粮？”
聂帅摇了摇头，目光看向一直坐在旁边，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似乎在闭目养神的宋兴华。“兴华同志，你之前说的，每天不少于一千吨粮食，有把握吗？还有，你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