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一结束，封存好的资料，包括签字文件、照片、影像胶片，就被宋兴华亲自指派警卫营最精干的一个排，由营长刘大奎带队，连夜护送，直奔太原。他们携带的，是足以撬动时局的杠杆。
消息，如同投石入水，涟漪以惊人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
首先是在八路军控制的电台和《新华日报》上，简短而有力的电讯稿，配合着受降现场的黑白照片，像惊雷般炸响。
“大同光复！”
“日军中将黑田重德以下四万五千余众向我军投降！”
“新春第一大捷，我八路军光复军事重镇大同！”
铅字带着油墨的香气，却仿佛有千钧重量。
紧接着，就像早已约定好一般，或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取了信息，或是转载自八路军方面的报道，国内诸多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申报》乃至一些地方小报，都在随后几天，以头版头条或显着位置，刊发了这一消息。标题一个比一个震撼，字号一个比一个粗黑。
“日寇华北精锐尽丧大同！”
“晋北传檄而定，侵略者末路穷途！”
“八路军兵威所致，四万日军俯首！”
尽管措辞不一，立场隐约有别，但核心事实无可辩驳。大同，丢了；守军，降了；而且是被他们一直蔑称为“土八路”的对手逼降的。
新年伊始，这消息带来的冲击力是空前的。在陪都重庆，街头报童挥舞着报纸，喊哑了嗓子；茶馆里，人们争相传阅，议论纷纷，脸上是久违的激动与难以置信。在桂林，在昆明，在“孤岛”上海租界，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奔走相告，许多进步团体自发组织起了小型的庆祝活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甚至有学生激动地贴出了大字报：“华北砥柱，民族脊梁——看八路军如何收复山河！”
国际上，反响同样剧烈。伦敦《泰晤士报》在转载消息时，意味深长地加上了编者按：“日本陆军在中国北方的又一次重大挫败，这或许将显着迟滞其酝酿中的南进计划，为我们在东南亚的防御赢得宝贵时间。”
巴黎的报纸则更多带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戏谑：“东方战场的局势愈发有趣，装备低劣的共产党军队，似乎找到了战胜现代军队的独特钥匙。”
而在德国柏林，总理府内，气氛却截然不同。元首将一份情报部门整理的简报狠狠摔在桌上，对着周围的将领和幕僚咆哮：“废物！一群东方侏儒！连拿着简陋武器的农民军队都无法战胜！他们那点可怜的海军实力，是他们唯一还能坐在谈判桌旁的资本！若非如此……若非如此！”他焦躁地踱步，眼神阴鸷，“我们必须重新评估东方盟友的价值，他们正在把我们拖入一场信誉的灾难！”
舆论的狂潮在神州大地汹涌，而在大同，实际的交接与部署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副总司令亲自赶到了大同，接手那批日军高级将官以及宋兴华特意点出的、那五千多名需要“劳动改造”的日军俘虏。在临时指挥部里，宋兴华对副总司令说：“老总，这些人，手上都沾过咱们中国人的血，不能轻饶。山西的路况您也知道，好多桥走个骡马队都颤巍巍，白晋铁路更是半拉子工程。让他们修路，用汗水抵罪，最合适。”
副总司令看着眼前这个越来越显沉稳的年轻将领，点了点头，语气严肃：“嗯，你放心，这方面，我们会好好‘商议’出个章程的。倒是你，大同已下，晋北已平，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宋兴华走到墙上悬挂的巨幅军事地图前，目光锐利地扫过山西全境，又投向西北方向的绥远。“初步目标是光复山西全境。至于是否沿平绥线一直打到包头，扩大战果，我还在权衡。傅作义在绥远经营日久，势力不弱。这次大同会战，日军驻绥远的主力被抽调一空，大部分县城只剩下伪军防守，傅部已经开始调动，看样子是想趁虚而入，抢占地盘。”
副总司令走到他身边，手指重重地点在包头的位置，言简意赅：“先打！打下来，再说！”
宋兴华心领神会，眼中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