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冷冷地回应：“是面子重要，还是帝国的生存重要？难道要等到我们在满洲流尽最后一滴血，连保卫本土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才来后悔吗？至于责任……这不是哪一军种、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关乎帝国国运的抉择，需要所有人共同承担！”
杉山元沉默良久，缓缓开口：“伊藤君的话，虽然刺耳，但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全面放弃华夏，特别是满洲，影响太大。政治上，意味着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彻底失败；军事上，如此大规模的撤退行动，在八路军的追击下，能成功撤出多少部队是个未知数；心理上，对国民和军队的士气将是毁灭性打击。这个责任……实在太重了。”
东条英机眼神阴鸷，他深知海军的主张有其战略逻辑，但让他这个一贯强硬的陆军首领来主导“败退”，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必将引发国内政治地震，需要拉上更多的人来“分担”。
“好了！”东条英机猛地站起身，打断了争论，“此事关系帝国存亡，已非我陆军或海军一家所能决断。必须召开御前会议，请天皇陛下圣断！同时，召集内阁主要成员、枢密院议长、以及财界、右翼团体的核心代表，共同商议！要让他们都明白帝国面临的严峻形势，理解并支持我们可能不得不做出的……艰难决定！”
他环视在场众人，声音低沉而充满压力：“诸君，准备好吧。这次会议，将决定帝国的未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承担者。”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只有沉重的呼吸声。所有人都明白，东条英机口中的“共同承担”，意味着要将弃守华夏这块“烫手山芋”，变成整个日本统治阶层集体的“决策”，以此来规避个别部门或个人可能面临的巨大问责风险。一场决定命运的高层博弈，即将在东京上演。
与外界的风云激荡相比，位于沈阳原关东军司令部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前指），则显得异常繁忙而有序。虽然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官兵的脸上，但紧张的工作节奏没有丝毫放缓。
司令部作战室内，巨大的东北地区沙盘上，代表敌我双方的旗帜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辽宁大部插上了红色的八路军旗帜，而在吉林、黑龙江方向，蓝色的日军旗帜依然密集。
宋兴华站在沙盘前，听着参谋长熊德诚和政治部主任朱宝杭的汇报。他身姿挺拔，虽然连续指挥作战和多日未眠，但眼神依旧锐利有神，系统的被动技能让他保持着极高的精力集中度。
“司令，”熊德诚指着沙盘，“目前，我第2、3、4、5纵队主力已前出至吉林边境，正在清理残敌，巩固出发阵地。第6纵队与西北兵团继续在海拉尔方向牵制敌第6军，效果显着，敌人龟缩在要塞群里，不敢妄动。陈司令员报告，小股部队渗透和空中骚扰效果很好，敌人补给困难，士气低落。”
朱宝杭接着汇报地方工作情况：“先遣纵队和张启明同志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组，进展比预想的要快。辽宁境内大股反动武装已基本肃清，群众发动工作成效显着，特别是我们宣布废除日伪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分田地给无地少地农民后，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过，摊子铺得太大，干部缺口非常严重。延安方面回复，第二批骨干一万五千余人已经出发，但仍是杯水车薪。”
宋兴华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沙盘上广袤的东北大地：“干部问题，一方面等延安支援，另一方面，我们要大胆从本地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以及表现好的原伪满人员中选拔、培养。要办培训班，速成也好，尽快让他们上手。根据地是我们的根，根扎不牢，仗就打不踏实。”他的声音平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另外，”宋兴华沉吟了一下，“通知李云龙、丁伟、孔捷他们，部队休整补充可以，但不能松懈。告诉战士们，收复辽宁只是第一步，更大的仗、更硬的仗还在后面。关东军主力尚在，梅津美治郎不会甘心失败。让各部加强侦察，特别是对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敌军布防情况的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