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内地的工业发展水平同样有限，对于煤炭的吸纳能力不足，无法消化大同地区产出的大量煤炭资源。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大同地区所产的煤炭若要寻求广阔的销售空间，运往沿海各地便成为了必然选择。
此时，平绥铁路对于大同煤矿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宛如一条生命线，承载着大同煤炭外运的重任，大同煤炭的外销完全依赖这条铁路。
可以说，谁掌控了平绥铁路，谁就握住了大同各家煤矿的命脉，能够在煤炭销售领域呼风唤雨，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在当时的煤炭运输领域，平绥路的运输政策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与局限性。
它公然偏袒晋北矿务局，只负责运输该局的煤炭，却对其他各矿厂的煤炭运输设置重重障碍，严禁其通过该线路运输。
这一政策的实施，犹如一道沉重的枷锁，将保晋大同分公司牢牢束缚。大量优质煤炭只能无奈地堆积在煤厂，无法及时运往市场销售，导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陷入了严重困境。
大同煤炭的煤质十分优良，火力持久耐用，燃烧时不仅无烟无臭，还不会产生火花，这些卓越特性使其在市场上收获了众多用户的青睐。
即便大同分公司此前与公运局订立了日销400吨煤炭的合同，可运输渠道受限，犹如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致使这份合同始终无法履行。
正如保晋公司报告书中所写：“经营煤矿，发端在产额，尾闾在销路，而枢纽在乎运输”，铁路运输对于煤矿经营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930年末，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遭受军事失利，无奈之下逃至大连。
失去了阎锡山这一强硬后盾，晋北矿务局往日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瞬间锐减。
也正因如此，大同保晋分公司的煤炭运输限制得以解除，终于能够顺利销往外地，暂时缓解了公司的经营困境。
待阎锡山从大连重返山西后，晋北矿务局便抛出成立大同矿业公司的设想，计划将大同地区的各采矿公司以及小煤窑整合起来，推行分产合销的运营模式。
大同保晋分公司虽内心极为抵触，但在晋北矿务局的强大压力下，也只能被迫同意这一提议。
1933年，大同矿业公司正式宣告成立，阎锡山亲自出任公司董事长。
在煤炭销售分配方面，晋北矿务局凭借自身优势分得两成份额，而大同保晋矿务分公司仅占一成，这种分配比例明显对保晋分公司不利。
此后，在晋北矿务局的倡议下，“同煤总销处”顺势成立。
晋北矿务局凭借自身优势，一举垄断了大同当地的煤炭零售业务。为尽可能多地争取零散买主，“同煤总销处”在大同各地纷纷设立零售站，并采取杀价手段，试图在市场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
以永定庄矿厂零售厂为例，其规定“凡挑担抬筐前来请求购买煤炭的，都会售卖给他们”，看似便民，实则是晋北矿务局为垄断市场而采取的手段。
这种过度插手零售市场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环境。晋北矿务局凭借自身优势杀价吸引顾客，那些规模小、成本高的小煤窑根本无力与之抗衡。
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大同地区众多小煤窑经营愈发艰难，最终纷纷破产关闭，大同地区的煤炭零售业务就此完全被晋北矿务局掌控。
1935年，平绥铁路新购置了大批货车，运煤能力得到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平绥、北宁两条铁路运输畅通无阻，为煤炭销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晋北矿务局乘此东风，煤炭销售额度显着上升，当年共计销煤26.95万吨，迎来了短暂的“繁荣”。
自晋北矿务局成立至1937年日寇入侵期间，其野心勃勃，四处扩张。
先后划占了永定庄、煤峪口、曹家窑、后沟、新村、郑家岭、永定庄后沟以及瓦渣沟这八处矿区，总面积达3.79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