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疲惫。“三个月前，医生说我撑不过冬天。”他低声说，“我只是想在消失前，完成最后的实验……”
“可您让更多人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苏雨晴走过来，手里捧着那台老式大哥大，“07号意识体的女儿还在等妈妈回家，03号的女儿每年生日都会在门口摆上蛋糕，11号的流浪狗还在桥洞等着有人喂它面包。您把这些牵挂变成了数据，怎么能说这是自由？”
顾明远的肩膀垮了下来，头深深埋进怀里。安保人员要将他带走时，他突然回头看向林默，递过一个磨得发亮的金属吊坠：“这是周岚当年的工作证，背面有她写的代码注释……或许，能帮你们完善技术。”
吊坠上的照片已经泛黄，年轻的周岚穿着白大褂，笑容明亮，背面用蓝色钢笔写着一行小字：“意识的自由，在于记忆的温度。”林默握紧吊坠，看着顾明远被带走的背影，突然明白，这个偏执的老人，从来不是真正追求意识自由，只是害怕被遗忘。
三天后，全球七十二座记忆博物馆同时开放的消息刷爆了新闻。纽约的博物馆外排起了长队，东京的展厅里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叹，而深圳的记忆博物馆，刚开门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林默站在展馆入口，看着人们戴着轻量化的神经连接设备，脸上露出或微笑或落泪的表情。第二代记忆编码技术已经剔除了所有控制模块，只剩下纯粹的分享功能——人们可以自愿上传记忆片段，也能在征得同意后“读取”他人的情感体验。
“林先生，这边请。”工作人员的指引声将他引向展馆深处。穿过展示着普通人日常记忆的展区（早餐店的烟火气、毕业礼的欢呼声、产房里的第一声啼哭），一个被暖黄色射灯笼罩的特殊展区映入眼帘。这里没有喧嚣，参观者都放轻了脚步，目光温柔地落在展柜里的物件上。
最显眼的是一个嵌在亚克力罩里的相框，正是 1987年三人在远建科技门口的合影。照片里的梧桐山还笼罩在晨雾中，林建国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举着刚修好的收音机；周岚站在中间，扎着马尾辫，手里捧着厚厚的代码本；陈志远戴着黑框眼镜，兴奋地比着“V”字手势，镜片反射着阳光。相框旁边放着那台老式大哥大，机身的划痕被精心擦拭过，旁边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周岚的影像片段。
“这是 1990年的实验室，周岚正在调试第一代神经干扰器。”陈志远的影像突然出现在展柜旁，他穿着当年的白衬衫，头发已经黑了些——这是用他年轻时候的记忆数据生成的虚拟讲解员。他的手指轻轻拂过虚拟的大哥大，“那时她总说，技术应该是盾牌，不是武器。”
林默走过去，看着影像里的陈志远与现实中站在展区另一头的老人重叠。现实中的陈志远拄着拐杖，头发全白了，却精神矍铄，正给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讲解：“你看这个光点，是一位妈妈的记忆，她在给女儿画生日蛋糕呢。”
小女孩戴着连接设备，突然笑了：“爷爷，我好像闻到奶油味了！”
陈志远笑着点头，眼里闪着泪光。当他转身看到林默时，慢慢走了过来，指着展柜里的另一件展品——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外壳上还留着稚嫩的划痕。“这是你十岁那年弄坏的收音机。”他说，“你爸连夜拆了又装，手指被烙铁烫了好几个泡，却没骂你一句。”
林默的指尖抚过展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