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省（原东瀛）的统治，在宋江与吴用手中，逐步从血腥镇压转向系统性、制度化的文化重塑与政治整合。深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尤其是面对一个文化迥异、伤痕累累的新附之地，二人秉承汴京旨意，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以夏变夷”、长治久安的殖民政策，其核心便是推行汉字与重开科举。
一、 文字定音，书同文
吴用亲自执笔，拟定《海东省推行汉文令》，经宋江签署，颁行各州县：
1. 官文一体：明确规定所有官府文书、律法公告、赋税册籍、军事命令，必须使用汉字书写，严禁使用原有倭文（假名）。原有通晓汉文的倭人吏员，经严格考核后可留用，但需限期提高水平；不识汉字者，一律裁汰。
2. 学堂为基：在已设立的“明伦堂”基础上，大力扩充官学体系。于定海城（原京都）设立“海东官学”，为最高学府；各州设州学，县设县学，乡村则广设蒙学。规定所有适龄子弟（包括归化“野人”及部分表现良好的“兽人”后代），必须入学，首要任务便是识读汉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师资主要由随移民而来的宋人儒生、以及前期被划为“人”的归化倭人学者担任。
3. 市井浸染：要求所有商铺招牌、货物铭牌、契约文书，均需使用汉字标注。市集交易，鼓励使用汉语，设立“正音官”于主要市场，纠正发音，推广官话（汴梁音）。对于坚持使用倭语倭文进行商业活动者，课以重税，乃至吊销经营许可。
4. 典籍输入：由官方组织，大量刊印或从大宋本土运入儒家经典、史书、诗词文集、农书、医典，分发各级官学及允许民间购买。同时，严格控制乃至销毁记载倭国历史、神话的原有典籍，尤其那些宣扬“万世一系”或武士道精神的书籍，被列为禁书，私藏者严惩不贷。
此举旨在从根源上切断其文化传承，使新一代海东人“只知有孔孟，不知有神武”（神武天皇，日本传说中第一代天皇）。
二、 科举取士，途归一统
在推行文字的基础上，吴用借鉴宋制，结合海东实情，设计了独特的科举体系，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吸引人才，并将其纳入大宋统治框架：
1. 开科特设：向汴京奏请，于海东省开设“特别恩科”，每三年一试。初期，为示优待与吸引，录取名额较内地宽松，且考试内容相对简化，侧重对儒家基本经典的掌握与汉文书写能力。
2. 分级考试：仿宋制，设县试、州试、省试三级。但与宋地不同，海东省的科举，明确允许身份为‘野人’及以上者参加。对“兽人”后代，则规定需其父辈完成特定年限劳役且无过错，其本人需在官学表现优异，经地方官保举，方可获得考试资格。此举旨在给予底层上升通道，分化瓦解潜在反抗意识。
3. 考试内容：严格以儒家经典为主，诗赋、策论皆用汉字。策论题目多涉及“如何安抚新附”、“教化夷狄之方”、“海东水利屯田策”等，引导考生从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强化其对新秩序的认同。
4. 授职与限制：考中者，统一称为“海东举人”或“海东进士”，由海东总督府授予官职。但初期，这些官职多为州县佐贰、学官、库使等副职或闲职，核心权力职位仍由宋人官员或梁山旧部担任。且海东功名者，若无特旨，不得转入中原任职，将其发展空间限定于海东本土，既利用其才，又防范其坐大。
三、 推行与反响
政策推行之初，阻力不小。许多倭人贵族（已大多没落）暗中抵触，平民亦感陌生与困难。梁山军团则以其一贯的强硬作风作为后盾，对公然反对、破坏学堂、藏匿禁书者，施以严厉惩罚。
然而，科举制度的开放，对于那些有心向上的倭人精英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尤其是那些已经被划分为“野人”，但却通晓汉学的阶层，更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尽管科举的名额非常有限，能够获得的职位也并不高，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歧视性，但这毕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