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皇宫，御书房内。熏香袅袅，却驱不散那份由海东奏报带来的凝重气息。宋徽宗赵佶端坐于御案之后，面色沉静，目光深处却跳跃着被铁木真意志与东瀛乱局共同搅动的不安。下首，朱熹正襟危坐，神色肃穆；刘混康道袍轻拂，眼神古井无波；吴用则略显疲惫，眉宇间带着几分来自前线的风霜与困惑。
吴用将海东近来邪教滋生、人心反复、教化艰难之状，一一详陈。他并未回避推行政策中的强硬手段，也坦承了在面对那种深入骨髓的文化抵抗与人性幽暗时的无力感。
“陛下，”吴用总结道，声音带着一丝沙哑，“臣等在前线，深感人心之复杂，远超预期。彼处之民，可因分得田地而感激涕零，亦可因一则谣言而瞬间化作修罗。善端或有，然恶念亦深藏难测。这‘性善’之论，于海东实践，步履维艰。”
刘混康闻言，淡淡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性本如混沌，清浊自分。贫道此前‘分类’之策，正是基于此理。浊者自浊，当以雷霆手段涤荡，非仁义可化。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朱熹立刻反驳，语气虽缓，却异常坚定：“国师此言差矣！若人性本恶，或清浊先天注定，则教化何为？王道何存？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天地间最根本之正理！海东之困，非性善之误，乃是我等方法未臻至善，时机未到，力度未足！”
他转向徽宗，目光灼灼：“陛下，东瀛之事，正印证了臣先前所言：‘合之必分，源之必流，势之必然者也。其分也分其合，其流也流其源，理之固然者也。至于既分既流，则理不可恃，而一听乎势，知道虽夙，能不谨持之哉！’”
（合一必然分离，源头必然分流，是态势的必然。其分离是分离那合一，其分流是分流那源头，是道理的固然。到了已经分离、已经分流的阶段，则单纯的道理已不可依赖，而只能听任态势的发展，明白大道虽然夙昔既存，又怎能不谨慎持守呢！）
朱熹借此阐明，东瀛现状正是“道心”与“人心”在具体势态中分离、分流后的复杂局面，不能因为眼前的混乱就否定“道”（性善）的根本。
他进一步阐释，声音愈发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天之降命曰道，成乎形质则曰人心。发乎道，名为道心，不仅系之人心；利乎人，名为人心，不可复系之道，势也。”
（上天所赋予的称为道，落成于具体形质就称为人心。从道出发的，名为道心，不能仅仅系属于人心；有利于具体人事的，名为人心，不能再系属于那抽象的道，这是态势使然。）
他承认了现实势态的严峻性，但并不因此退缩，反而由此提出了在逆境中坚持性善论的方法论——“坚信与强势”。
“陛下，诸公，”朱熹环视众人，言辞恳切而锐利，“请看：‘今夫人亦何不安之有乎？不但耳目可以效聪明，手足可以成功用，即欲亦不待绝而后仁，利亦不待弃而后义，坦然行于天下者，垣然任于吾心，而奚其危？’”
（人心中哪有什么固有的不安呢？不但耳目可以发挥聪明的作用，手足可以成就事功，即便是欲望也无需断绝才能成就仁爱，利益也无需抛弃才能成就道义，这些都能坦然行于天下，安然存在于我们心中，那它（人心）有什么危殆呢？）
他先指出人心本身具备成就善的潜能与功能，本不应固有地“危殆”。
“其危也，道危之也。善恶相形，悬衡以治其灵明，而乃见人之危，其势岌岌焉。”
（它的危殆，是“道”使之危殆。善恶相互对照，用权衡（道）来治理人心的灵明，这才显现出人心的危殆，其态势岌岌可危。）
危殆感的产生，恰恰是因为“道”作为标准和尺度介入了，要求人心在善恶间做出抉择，这才显得人心摇摆“岌岌可危”。
同理，“今夫道亦至显矣，不但君父得之以为君父，臣子得之以为臣父，且食得之以利其食，色得之以利其色，昭然于天下者，昭然于吾心，而奚其微？其微也，人微之也。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