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那“进军岭北，逼蒙西迁”的决策，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原本就暗流汹涌的潭水，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帝国的各个角落，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秩序排斥、压抑的边缘地带。当“教化”在海东遇到坚冰，当降卒与战俘的怨恨无处安放，这场新的战争，恰好为这些躁动的灵魂提供了一条危险而又充满诱惑的出路。而朝廷随之颁布的 《征西军功爵赏格》 ，更是如同在干柴上投下的烈火，瞬间点燃了无数人的野心。
这道诏令的核心清晰而残酷：“不论出身，唯论军功。斩首夺旗，勘验无疑者，赏！夺敌草场，立寨筑城，能守之者，赏！逼迁蒙古部落，拓土百里者，赏！” 赏格之丰厚，令人咋舌：从小队头目到一军指挥使的实职官衔，从金银布帛到漠北水草丰美之地的“世袭牧养权”，甚至，诏书中隐晦地提及，若有能“建不世之功，夺龙兴旧地者”，“虽异姓，亦可封王，裂土以酬！”
“裂土封王”！这四个字，如同具有魔力的咒语，在那些心怀不甘、骁勇好战之辈的脑海中疯狂回荡。
一、 瀛洲狼奔，海东泄洪
消息传至海东省，效果立竿见影。那些被刘混康划为“兽性难泯”、在吴用的“分而治之”与音乐教化下依旧桀骜不驯的倭人武士，原本只能在阴暗角落滋生邪教，或是在苦役营中磨砺仇恨，此刻仿佛看到了通往荣耀（或者说他们理解的荣耀）的康庄大道。
“与其在此受宋人鸟气，不若去北地搏个封侯！”
“刀剑才是武士的言语，雪原方是埋骨的坟冢！”
“听说蒙古人亦是勇士，正好一会！”
各地“演武堂”门前，申请加入征西军倭人辅兵营的武士排起了长队。他们眼中燃烧着对战斗的渴望和对功名的热切，暂时压过了对宋人的怨恨。对宋江和吴用而言，这无异于一次危险的“泄洪”。大量不稳定因素主动要求离开，短期内确实缓解了治理压力，吴用甚至乐观地认为这是“以夷制夷”的妙招。他下令择优选拔，将这些倭人武士单独编成“忠义”、“敢勇”等营，配以宋人军官严加管束，允其携带惯用刀具（但严格控制弓箭和长兵器），作为征西军的先锋与侧翼。
二、 遗民蚁附，仇恨为薪
与此同时，在北方各州县，对原金国、辽国遗民及降卒的征募更是如火如荼。这些与蒙古有破家灭国之仇的汉子，压抑已久的怒火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朝廷的封赏政策，更是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复仇目标和上升阶梯。
“杀鞑子，抢草场，给祖宗报仇！”
“博个功名，光耀门楣，让子孙不再为奴！”
“宋官说了，杀得越多，赏得越厚！草原上的东西，谁抢到就是谁的！”
复仇的渴望与对财富地位的追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可怕的驱动力。他们熟悉草原气候，精通骑射，对蒙古人的战法也多有了解，正是最合适的炮灰与利刃。种师道与吴用将这些部队打散重组，与宋人边军、囚徒混编，以宋军制度约束，以复仇之心激励，形成了一支战斗力与破坏力都难以预估的复杂军队。
三、 群魔乱舞，危机暗伏
越来越多的好战分子从帝国的阴影中走出，汇聚到“征西”的大旗之下。这支军队的成分变得空前复杂：有心怀异志的倭人武士，有仇恨满腔的金辽遗民，有渴望赎罪的囚徒，也有梦想建功立业的宋地边民。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或许就是对战争功名的渴望，以及被主流社会长期压抑后骤然释放的破坏力。
军营之中，语言混杂，习俗各异，摩擦不断。倭人武士的集团观念、金辽降卒的派系之分，都与宋军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虽有种师道的威望弹压，有吴用的智谋调和，但那股躁动、暴戾的气息，如同军营上空凝聚不散的乌云。
吴用深知其中隐患，他在给宋江的密信中写道：“……此军实乃双刃之剑，驭之得当，可破强蒙；若驾驭失宜，恐反噬其身。倭人勇悍而难测其心，金辽遗卒复仇心切而易失控。唯有以重赏驱之，以严法束之，以宋军精锐挟制之，或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