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不仅不应压抑，反而应珍视、培养，并将其引导至合乎“天理”（即社会公义、文明进步）的轨道上来。
2. 追求理欲一体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不再被理解为纯粹克制欲望后的宁静，或者是放纵欲望后的空虚，而是在确认自身“大欲”（志向）的过程中，感受生命能量的蓬勃涌动；在实现“大欲”的实践中，体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感知自身与宏大“天理”的契合。这种幸福，是动态的、充满创造力的、且与宇宙生生不息的节律共鸣的。
3. 建立积极能动的天人观：“天人合一”不再是被动地顺应命运或压抑自我以契合某种外在规范，而是主动地认清自己的“大欲”（内在天理），并以之作为参与天地化育、推动文明进程的起点和动力。人，成为了连通“天理”与“人欲”、主动创造自身命运的积极主体。
徽宗皇帝欣然接纳了这一思想成果，他喻示天下：“天理非外铄，本在人心；人欲非全恶，可通大道。明乎‘大欲近乎志’之理，则吾民皆知所以自强不息，各尽其性，各展其才，共臻至善之域。此乃以人为本之真义，亦为天人合一之新境！”
这场关于天理人欲的大辩论，最终以认识到“大欲近乎志”而告一段落。它不仅在学理上深化了宋学，更在实践层面极大地解放了帝国的思想生产力，为后续的各项改革与发展，注入了更为强劲而健康的内在驱动力。大宋的文明，在对其自身人性深处动力源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中，迈向了一个更加自信、也更富有活力的阶段。
